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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所有華人成為你的觀眾

身為台灣土生土長的電影導演,陳國富卻成為大陸電影工業的幕後重要推手。如何讓台灣電影人才在大陸發熱?問問陳國富!

2002年,陳國富執導與美商新力哥倫比亞合作的《雙瞳》,不僅是當時繼《臥虎藏龍》之後,少數幾部引進好萊塢資金、技術與資源的商業電影,片中融合台灣鬼神、風俗與好萊塢式警察辦案的驚悚內容,更使進戲院的觀眾們驚呼連連。成功刷新當時票房紀錄的風光,讓陳國富在台灣影壇佔有一席之地。但也就從《雙瞳》後,陳國富意外的在台灣影壇銷聲匿跡了好一陣子,原來他將重心轉往大陸,並在2006年擔任起大陸最大的民營電影公司「華誼兄弟傳媒」的總監製,先後監製了《心中有鬼》、《集結號》、《李米的猜想》、《非誠勿擾》等幾部大陸指標電影,其中《集結號》與《非誠勿擾》更先後創下大陸電影票房之最;一個台灣導演,竟然成為大陸電影工業的幕後推手之一。

這樣特殊的經歷,不僅是台灣影壇少見,恐怕也是兩岸三地屈指可數。但陳國富卻笑笑的說:「我只是在《雙瞳》結束後,對於做那麼複雜的電影覺得很累,所以接下來好幾年都在做監製。我其實沒有離開電影,只是想找可以拍出我覺得有意思、觀眾也覺得過癮的電影。」陳國富笑說,這段時間他是在「找祕笈、練武功」,期間幾部由他掛名當監製的電影,類型差異性也都相當大,陳國富樂得將此當作一個學習的機會。

10月,陳國富終於要推出由他執導的電影《風聲》,7年後再出新作,內容卻是大陸電影少見的諜報、特務、驚悚內容,不免引起討論。自詡是「自我要求過高,到現在還沒有滿足的時候」的陳國富,對於這部他認為已達到「6、7成功力」的《風聲》自信滿滿,與其說陳國富擔心的是票房,他更在意的,應該是全球華人會給這部電影怎樣的回應?

「台灣電影商業翻身」的大哉問

整整20年前,陳國富執導了他第一部電影《國中女生》,其後陸續幾部從不同女性觀點出發的電影如《我的美麗與哀愁》、《徵婚啟事》等,讓人見識到他對女性觀察入微的一面。但直到《雙瞳》出現,陳國富跨足商業電影的功力才被信服。

事實上,那次與好萊塢合作的經驗,也的確讓陳國富脫胎換骨,以往的他就像現在他看年輕導演一樣,努力、誠懇、純樸,也對電影有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情。然而,直到跟好萊塢合作,他才知道這一行有很多know-how,例如怎樣檢查電影劇本的好壞,怎樣減少缺點、增加優勢,怎樣定位要拍的商業電影……,都不是單憑理想就可以做到。

也因此,20多年的兩岸電影經歷加上好萊塢的加持,陳國富更看清楚了兩岸三地電影工業目前面臨的處境。

「有人問我,《海角七號》是不是台灣電影翻身的機會?我說一定不是,因為翻身需要底下有健全的機制,不可能憑空出現很大的轉機,」陳國富認為,電影跟其他產業一樣,需要市場、專業、企業經營、行銷等等,但台灣在這些面向都相對不足,《海角七號》是個事件,卻不足以成為運動或風潮。

當大多數電影仍不脫「跑單幫」加「手工業」的操作模式,自然無法拉大格局。想突破這重局限,光靠台灣一地觀眾是不夠的,不如將目光放在每年觀眾以30~40%比例增加的大陸市場上。

隔閡,會是電影最好的調味料

只是,兩岸觀眾看電影的品味,的確有明顯落差。就像《海角七號》到大陸上映時,令許多台灣電影人充滿期待,但片中鮮明的本土文化語彙,大陸觀眾終究較難領略;前陣子創下大陸3.4億人民幣(約台幣16億元)票房紀錄的《非誠勿擾》,台灣上映反應也不如預期。

但陳國富對於這點,卻有不同的思考,他表示,《海角七號》仍突破了台灣電影在大陸的票房紀錄,而《非誠勿擾》則完全是大陸口味的電影,當初並沒想到要讓兩岸三地觀眾都接受。事實上,大陸當地也出現許多運用各地方言、民俗的電影,好的內容還是受到肯定。

「兩岸之間,電影一定會有隔閡,但我覺得很好。隔閡可以激發出文化的豐富性,不是阻礙,反而是一種調味料,」陳國富用正面的態度,看待兩岸電影文化上的差異。

最重要的是,大市場可以激發創作人的大企圖。

從想像力開始,擴大你的觀眾市場

「如果你想將電影當作事業,你要想的不是《海角七號》,而是《赤壁》這種華人都能理解的電影。台灣的創作人都不太敢想,但為什麼不能想呢?」陳國富說:「我就是一個例子,我拍的電影可以在兩岸三地上映,市場自然就加大,唯一要顧慮的,是電影是否讓華人觀眾接受,這需要一點想像力。」

就他的觀察,台灣近幾年的電影拍攝技術以及對電影掌握的準確度愈來愈高,只要給這些人才更好的投資、行銷與劇本,就可以突破小成本限制,拍出更高規格的電影。

對生活中的挫折視而不見

相較於在好萊塢發光發熱的李安,同樣有過好萊塢經驗洗禮的陳國富笑說,他的例子比李安「平易近人」一點,因為他始終沒離開母語的文化圈,是大多數電影人都可以走的路。

更幸運的是,他自《雙瞳》之後,與新力哥倫比亞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經驗,後來得以循序漸進、沒有壓力的逐漸加長在大陸的時間,相較於其他電影人,比較沒有過渡上的問題。

問起陳國富在大陸有沒有遭遇挫折的時候,他想了好一陣子,才說:「仔細想想當然一定也有,但我習慣將我複雜的心理層面放在電影上,平常生活反而比較單純,甚至是視而不見。何況,從事這一行,一定有對電影的熱情、工作的激情與事業的期待,人不就是在其中找平衡點嗎?重點還是個人的取捨。」

陳國富認為,最重要的還是透過這段歷練累積的專業常識與直覺,那是誰也拿不走、誰也無法取代的。

對台灣電影的未來,陳國富直言:「在文化上我是樂觀的,在商業上我是悲觀的。」他進一步解釋,悲觀不是他認為台灣電影未來會很悲慘,而是不必想台灣電影工業將如何復興,反而應該從創意角度鼓勵更多的李安出現,當他們不斷擴散走出去,慢慢的就會有回報進來。

言談中,陳國富仍流露出對台灣電影濃濃的感情,可以為台灣電影多做點什麼,也是他下一步思考的目標。他未來計畫幫助更多台灣電影人才,做出能涵蓋華語地區的電影,「特別會往導演、編劇的方向找,」陳國富強調。

繼「李安模式」之後,或許陳國富走的道路,會開拓出另一種「陳國富模式」。當然,也期待有一天,更多的陳國富可以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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