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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3好』的年輕人」

<br> 微軟亞洲研究院副院長洪小文與聯發科總經理謝清江,2人是台大電機系的大學同學。<br> 經過20年的發展,2個人的生涯卻出現了有趣而鮮明的對比:謝清江台大電機研究所畢業後,進入聯電,後來成為聯發科的創業成員,是現任聯發科總經理;洪小文則在大學畢業後出國,取得卡內基美隆大學博士,先後加入2個以創新聞名全球的企業。<br> 他在蘋果電腦擔任首席科學家,11年前轉進微軟,現在帶領位於北京的微軟亞洲研究院。<br> 20年前,出國的洪小文代表多數,留在台灣奮鬥的謝清江是少數;但是20年後時空丕變,現在理工科系大學生畢業後只想就業,不願意出國留學,反而成為社會憂心討論的議題。<br> 11月8日,洪小文回台,代表微軟亞洲研究院與清華大學簽訂人才交流備忘錄。除了更頻繁的專家互訪,微軟也提供台灣學生到亞洲研究院實習的機會,接觸最先進的技術。<br> 目前微軟亞洲研究院有200多名研究員、300多名學生,位居北京,研究範疇涵蓋: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數位媒體(digital media)、數位娛樂(digital entertainment)、系統與網路(system and network)、網頁搜尋與資料探勘(web search and data mining)。<br> 洪小文如何看待台灣出國留學生愈來愈少的問題?他自己先後在2個國際上赫赫有名的企業工作,擔任重量級的職務,他又有哪些體會?

Q:最近幾年,台灣願意出國留學的學生愈來愈少,你如何看待這個現象?

以前我念書時,一個班通常有80%~90%的同學出國念書,這個比例可能也太高。我覺得要有一個平衡。20年後的今天看來,當年有很多留在國內的同學也有很好的發展,所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出國念書不一定比較好;但如果現在台灣學生出國人數變得非常少,這也是一個問題,我認為還是要取得平衡。

是否出國?牽涉到的是台灣與世界聯繫的問題,出國的地區不單只是美國,還有歐洲和中國等各地。我看到目前的現象,中國非常積極的希望能夠和國際接軌,台灣相對在這方面的努力似乎比較少,這點是台灣應該要注意的。

中國人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無論如何都應該了解別人在做什麼,對自己做的東西絕對是有幫助的,不管是用出國留學或訪問的方式,我都很鼓勵大家朝著這個方向去做。Q:今天微軟到台灣來,跟台灣企業一起競爭第一流的科技人才。但是對台灣年輕人來說,進入本土企業,有主場優勢,總經理或董事長往往就是自己過去的學長。可是進入外商,卻可能因各種因素,碰到升遷上的「玻璃天花板」。你會怎麼給年輕學子思考上的建議?

事實上,人各有志,思想也不同。充分了解公司的研發內容,只要是自己喜歡的興趣,本土或外商公司有什麼差異?

選擇公司和每個人的性向有關,就像不是每個人都去念醫學,也不是每一個人都去做晶片設計。

至於跨國公司會不會有“glassceiling”(玻璃天花板)的問題,美國是個移民國家,有許多不同國家的人才正是它的優勢。所以美國公司,像是微軟,不見得會有嚴重的升遷限制。在本土企業持續成長之下,我相信台灣未來也會需要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共濟合作。

我認為,無論處於何時何地、本土或跨國公司,都要和自己的能力與性向相關。像是微軟的副總裁也是一位華人,華人也有很多的機會,只要有能力,應該要好好的爭取向上攀升的契機。

傳統上,中國人會因為語言,或者不了解美國的社會環境,機會比一般人少一點,這其實也很正常。今天台灣的本土企業發展起來,相對地,擁有台灣經驗的人才,也會比外地人才有優勢,只要用平常心去看待,不必太擔心。

當然,衝不上核心地位,難免會有些沮喪,但權位是你真正想要的嗎?其實,做事的過程是否有樂趣才是最重要的。Q:你先後服務的兩家公司,包括先前的蘋果電腦與現在的微軟,都是國際上以創新聞名的企業。選擇它們,你有沒有特別的理由?

進入蘋果電腦,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選擇做了一件非傳統的事。以往我都朝著社會價值觀的路線走,似乎成績好就該念台大,再來就要出國念書。過去在我這個領域,念完博士後就應該進入IBM或貝爾實驗室,但是我沒有選擇這條路。

我比較了東岸和西岸的公司,認為西岸矽谷的公司比較有活力,還有一點是:pay(待遇)比較好(笑)。當然也怕自己做了錯誤的決定,走了非傳統的路。但事後看起來我很幸運,因為還不錯,所以想想看,其實也不是非要走社會認定的價值路線不可。Q:你在這些以創新聞名的公司中,扮演的也是主導創新的角色,你是怎麼做到的?跟歐美國家比較,台灣的教育體制,不是普遍讓學生有創造力不足的問題嗎?

中國人普遍缺乏創新,我自己也是,這可能和中國的傳統教育有關。

美國的教育很鼓勵創新,強調自由發展,但基礎教育卻沒有那麼扎實,所以大部份美國人的數學、物理基礎比不上我們,反而中國、台灣的教育系統,對個人的訓練是比較講究的,創新就略顯遜色。到底該如何平衡?我覺得兩者都有其優點。

台灣的創新能力較差是事實,但是否創新能力高就代表比較好?其實不盡然,創新一百樣東西可能只有兩三樣是重要的,所以創新有的時候還需要點運氣。

美國其實也認為他們的教育有問題,沒有扎實的基礎是不行。畢竟每個社會應該只有一部份人屬於創新者,每個人都只會創新,那也不行。微軟總裁比爾.蓋茲也相當憂心,他認為美國高中訓練出來的學生基礎比亞洲學生差很多,所以台灣人不用妄自菲薄,我們也有比別人具有優勢之處。當然,還是要探討如何在基礎訓練及創新之間平衡。

台灣的教育和訓練絕對有幫助,特別是我在台灣接受的數學及邏輯訓練,讓我在事物的思考上較具邏輯性,解決問題的步驟更加完備。

科技的創新還是從小地方開始,再漸漸向外擴大。一個公司需要不同面向的人才,像是一體兩面,先有發想出的創意,進而透過縝密的邏輯思考,才能提高實現的可能性。Q:你提到台灣教育給了你很好的基礎。你是卡內基美隆的博士,你的兩個老闆,包括蘋果電腦的賈伯斯,與微軟的比爾‧蓋茲,卻都沒有大學畢業。你怎麼看待這件事呢?

有了基礎後,創新是需要些膽量的。Apple和Microsoft總裁的基礎底子都很好,他們兩個是我見過數學邏輯基礎最好的人。

他們都相當聰明,雖然大學學位都沒完成,倒不是因為他們不想念書,而是他們兩個人都看到機會,如果現在不做,就會被人搶先做走。

我覺得如果有人看到機會,就要好好把握。大部份的人有了博士學位後,工作和收入都不錯,你就不太會去冒險,同時年紀也比較大了,有了家累,不太可能去承擔風險。如果你大學沒畢業,那真的可以大膽去嘗試創新的東西,我認為越年輕越能創新。Q:一個台灣人能在美國企業中做到如此重要的職務,一路走來,你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以一個台灣長大的年輕人來說,要從事創新產業和進入跨國公司,積極性方面,我們可能比較不足,可能也因為語言,讓我們比較不積極表達自己。

譬如,我們到台灣做學術報告,發現會主動問問題的學生還是少數。事實上,在跨國企業,你要不斷推銷自己,然後了解如何做presentation(報告)。你有7分就應該表現7分,若你有10分卻只表現了3分,實在很吃虧。

假如你有志加入跨國企業,太內斂、不善表達,相對的就比較缺乏競爭力。

在目前的工作上,我的最大挑戰則是時間分配。因為工作需要經常旅行世界各地,陪伴家人的時間比較少。第二,微軟有許多競爭對手,但競爭對廣大的使用者是好事,我們會不斷發展更人性化的產品,也因為有很多的挑戰,使得這份工作讓人覺得很exciting(刺激)。Q:你有過任何摸索的階段嗎?

本來我很內向,但有了科學及數學的訓練,在工作上,我不能容忍不合理的事情發生,包括邏輯上的錯誤等。所以我喜歡和人辯論,據理力爭(笑)。

不過,要記住中國人說的「外柔內剛」,也不要太過咄咄逼人,反而招致反感,這是一種藝術,要懂得“Fighttherightbattle”(打該打的仗)。

因為如此,我和一般的中國人比較不同,這點在工作上幫助我很大。美國人眼裡,可能覺得我很特別。Q:現在你帶領微軟亞洲研究院,旗下包含兩岸三地的人才,可否請你比較一下他們各自的優劣勢?

微軟亞洲研究院設置於中國大陸,看重的是中國人才及廣大市場。中國就像20年前的台灣,很多學生出國留學,簡單來說,中國學生的目的還是在念書,也比較專一;台灣學生的涉獵就比較廣泛,有自己的想法。

台灣學生倒也不必對大陸人才的湧進感到憂慮,但國際化程度的問題,確實必須注意。或許台灣的教授或學生在學術研究上都做得不錯,但對其他人做的東西卻不甚了解,這點我認為是個警訊。Q:你可以提供年輕人一些生涯上的建議嗎?

對學生來講,我給的建議是:把基礎打好。我們經常被問到需要什麼樣的員工,我會說需要「3好」:數學好、編程好(programming)、態度好。

數學講的是邏輯思考,是我們處理事情的原則跟方法,無論你解決任何問題,都是數學的邏輯延伸,所以數學好非常重要。

第二,除了數學以外,做computersciencesoftware(電腦軟體),編程就要好,很多時候需要演算、需要做實驗,需要去證明結果,編程好讓你無論在什麼地方,像chipdesign(晶片設計)、生物資訊,都能有很好的應用。

第三,態度好,工作上很多都需要團隊計劃,除了自己很優秀以外,還要知道如何與大家合作,所以態度也非常重要。

不管社會怎麼變化,我相信你有這些基本功,一定就很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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