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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利益,其於免談

合作、忠誠,這些字眼,對許多上海年青人是陌生的。同事是彼此競爭的,<br>下了班,關係就自動切斷,因為職場的競爭意識,讓同事很難變成真正的朋友……

如果,首都的帝王霸氣遺留給北京青年是高傲、闊氣的格局,過往商業喧囂的歷史巨瀾,則沖刷出上海人精明幹練的處事哲學。

5月中,大陸媒體《當代經理人》公佈第三屆「2004中國十大創業新銳」名單。

當選者的出身背景裡,愛搞大事業的的北京人就佔了3名,商業活動最熱絡的沿海則出了寧波與溫州代表。站在經濟舞台中心的上海人,反而在創業的膽量上,被其他城市給比了下去,一個也沒上榜。創業不是明智選擇

對清楚計算個人成本的上海人來說,創業從來就不被認為是值得爭搶的選擇。

1971年在上海出生的黃震,是知名化妝品公司佰草集的總經理。黃震回想在上海財經大學的同班同學中,有七、八個人選擇創業,「但只有一個是上海人。」

凡是講究「效益」,當市場機會來臨時,上海人處事精明的特質,更在這個城市裡處處閃爍、向人提示。

反應指標之一,便是年輕人抓取機會的果敢與企圖心。

相較於北京對領導與權力的服從,上海人就像她的地理位置一樣,一逕側臉向東,眼睛朝外,記憶裡從不把權威放在眼裡,更不用提對組織的忠誠。

「上海年輕人找工作的態度幾乎可以用『2千元以下天天找、5千元以下每週找、1萬元以下每月找』來形容!」中信證券設於上海的辦事處凱基管理諮詢公司副總經理周昌寰說。

為了留才,凱基的薪水直接比照當地最大券商的水準,大學畢業約3~4千元,高於整體市場行情約1千元以上,但流動率仍是個難解的習題。

最近凱基剛走了3個員工,周昌寰一口氣就補了5個人,因為他預料「人會一直流動。」個人利益大於公司利益

「上海的管理者早已習慣了,」佰草集總經理黃震說。

碰到員工離職時,黃震在公開場合甚至會跟其他同仁說:「在公司時,公司利益大於個人利益。但離職時,個人利益大於公司利益,大家要支持他,好聚好散。」

上海出生、長大的黃震雖然自己沒跳槽過,但卻頗有「這就是上海人」的理解味道。

黃震不諱言,由於大陸私有企業的歷史大多在10年以內,幾乎缺乏具體的企業文化或制度來作為吸引人才的工具,「市場都習慣先用短線的金錢來操作。」

曾任IBM、德州儀器(TI)人力資源高階主管的姚燕洪,3年前在上海成立創值管理顧問公司,他便以「老闆想做強做大,年輕人想爬高賺錢」來形容勞資雙方,目前對長期關係經營都缺乏耐性的集體焦慮。

因此,「有跳槽的職場文化,卻沒有長期關係的企業文化」就形成這一代上海白領的特質。上海湯尼威爾服飾總經理陳福川提出比較觀察,相較於台灣年輕人相信「努力會成功」的價值觀,上海的年輕人則信奉「抓到機會才會成功」。

這樣的特質,和機會不斷湧入上海的推波助瀾有關。

根據大陸商務部《2004跨國公司在中國報告》指出,截至去年底,已有來自108個國家、3萬多家企業在上海設立據點。

2002年《財星雜誌》(Fortune)500大的企業中,有166家在上海投資。其中前100大企業,扣除2家中國企業與26家目前投資設限的金融、證券業,72家企業中高達50%都已在上海設立據點。

城市的耀眼發展,讓受到鼓舞的上海青年,眼界不斷攀高、自信心也跟著增強。

1973年出生的星空傳媒(STAR)市場推廣總監李浩,在大學畢業的頭兩、三年,曾經因為周圍的好友90%都出國了,而覺得沮喪、孤獨。

「但後來市場的快速發展,彌補了我沒有出國的遺憾。」因為曾被之前的公司送到美國、澳洲培訓,李浩今天的成就反而不輸給他的「海歸派」(大陸用語,指留學生)同學。

總是一身都市雅痞裝扮的李浩說:「現在我是用海外市場的標準來檢視我自己的專業。我要證明給一些人看,至於那些人在哪裡?我也不知道!。」

李浩對自我的期許,也是多數上海青年,在面對高速競爭環境時的求生存反應。

這種意識又與上海社會中,激烈的人際競爭關係密切相關。8小時的同事關係

在上海,問到每個上班族下班後的活動對象,幾乎沒有幾個人會提到「同事」兩個字。

「同事之間不容易成為真正的朋友,大家會相互忌諱,除非他離職了。因為走太近會讓老闆覺得可能傷害他的利益,所以大家盡量避免,」28歲,在凱基擔任行政管理部副經理的劉君指出,和台灣主管周昌寰相處時,「大家會喝酒唱歌沒問題」,但這種關係在純上海人的辦公室文化中,畢竟少見。

3年前從深圳先移居到北京,再轉上海工作的中華英才網(ChinaHR)總經理楊朝暉對這樣的人際關係仍有些不適應,「至今我很少和同事、員工私下來往過,」語畢後的表情也跟著些許冰冷起來。

或者,介紹朋友進同一家公司,可能也不會在多數上海人的腦袋中出現,「一競爭起來,可能連朋友關係都沒有了,」劉君以上海人的觀點說。

敏感的同事關係,在台灣人眼裡看來沈重,但上海人卻覺得「工作與生活區分清楚」,而區隔的意義,則是反應上海商人性格中,對自我利益的護衛。

曾在香港待過,因為工作而時常到各地出差的世界黃金協會華東區經理毛文,她以上海人的觀點分析,相較於北京「皇親國戚」與一般大眾的身分懸殊,上海社會相對比較平等,激發人人都想出頭。

「同一個弄堂內大家腳碰腳的,階級差不多,誰家小孩如何,大家一清二楚,從小就開始比較競爭慣了,」毛文說。

但求學時的競爭沒有利害關係,職場上的交手結果,卻會主宰現實的個人資源或權力分配。

因此精明估算利害的上海人,在離開學校後的人際交往順位,「在上海肯定還是同學的影響力最大,」黃震語氣滿滿的打包票。

利益分明的社會關係,就產生了上海截然不同於北京的行事風格。

上海花王公司第一事業部副部長翁王忠舉例,談生意時,北京人可以用乾杯義氣拿訂單、飯後爽快俐落搶帳單。但上海人可能要仔細推敲半天,才會答應。即使和最要好的朋友聚餐時,誰也不佔誰便宜,彼此都很有默契的走「AA制」(指各付各的)。管理上的挑戰

自我意識強烈的上海人,考驗著主管管理「團隊合作」的智慧。

遠東網絡派駐在上海的主管劉木百宏便曾做過一次實驗,讓他對管理上海員工,有更深刻的體認。

有一次他將銷售團隊編成上海人、外地人、上海外地人各半三組,指派同一任務,「只有純上海人那組失敗,但是打散後和外地人重新混合,大家表現又奇蹟式的都OK了!」。

劉栢宏觀察,外地人因為經濟條件比較刻苦,對工作的幹勁與投入相對比上海人高出很多,精明的上海人,看到氣氛不對,對利害妥協的柔軟度也會跟著出來。

對於有心在上海發展的台商或經理人而言,上海式的管理,似乎少了些許溫情,多些馬基維利式的權術觀點。

對台灣上班族而言,雖然兩岸語言相同,但是上海職場文化所反應出的競爭意識與個人主義,卻是截然不同的風格,也是台灣人陌生的領域。

只有深入了解上海人的內在思惟,台灣人到上海工作的專業表現,才有更大的揮灑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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