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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應該有勇氣去做困難的事

要知道台灣年輕人的國際化程度有多高,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工學院副院長俞久平的觀察,是很好的指標。<br>他注意到,最近幾年,台灣留學生在MIT有大幅減少的趨勢。全部11,000名學生中,台灣學生只有70 幾位,這當然與近年來,台灣年輕人不願出國留學有關。<br>但俞久平更精闢指出,如果要憂心因此削弱台灣產業的競爭力,焦點應該不是留學生數量的減少,因為台灣人透過工作也有機會接觸國際,問題是太少人有耐心從事基礎研究。他自己專研水動力學、海洋工程學,深刻了解應用科學只有建構在扎實的基礎研究上,才可能激發出爆發力。而不管是學校或企業,國外教育在基礎研究上的投入,都遠比台灣目前的狀況多。<br>對台灣年輕人急於在主流就業市場卡位,因此不願意投注時間在新興、或非主流的學門上,俞久平用自己的經驗為例說明,當社會進步,經濟上的不安全感降低,年輕人應該更有勇氣去做「困難的事」。這才是另一種眼光放遠的智慧「intelligence」。來自世界尖端技術學府的視野,提供了台灣學子很好的借鏡。

在70年代,MIT有很多台灣來的留學生,但是這幾年數目下降得很快。我想當中一個因素,是很多學者從美國回到台灣任教,增加了很多研究所新課程,自然也提供了學生在當地就讀的選擇。這是全球的趨勢,南韓與日本也有,學生因為經濟能力的考量,留在當地讀書。在台大,或許有一半以上的教授畢業於美國的研究所,於是美國式的觀點、研究概念與研究方法都會輸入。當然,對實際去留學,跟留在本地的學生來說,到底沒有去過,還是會有差異。

不過,如果主題是國際化,我並不憂心台灣學生減少出國留學的現象。台灣是個海島型國家,很多人會出國,例如去大陸工作。我反而比較擔心美國本地的學生,要靠外國留學生來增加與外國人互動的機會。

基礎研究不足才值得憂慮

我反倒注意另一個現象。在基礎研究上,美國很多地方都保持領先。如果你看日本、韓國與台灣,很多研究都是針對產業應用。這不是件壞事,但是我認為在知識上要真的能領先,應該從金字塔的尖端開始(指知識的源頭)。我自己有幾個案子,分別來自政府與企業,其中有很大的不同。企業贊助的案子都傾向於短期、要提出解決方案,假如我只做這類的研究,我沒辦法累積知識。我想這邊的情況也類似。

我提這一點的原因是,美國仍持續在基礎研究上有大量投資。你們現在有很好的師資,但是下一個世代呢?誰來接棒?如果從基礎研究不足的這一點來看,我覺得應該憂心。

我認為,未來經濟中會有愈來愈多的創新,不只在高科技業,甚至是涵蓋各種新的設計、服務,像奈米科技、生物科技都會來自基礎研究。30年前,台灣有很多很多人才學電子電機,也推動了一個產業的興盛,但是現在呢,在這些新的領域,我相信會有落差。

不要只看見主流的路

有趣的是,在美國,成功的科學家典範比台灣、韓國都多。他們心裡想的並不是找工作,但是竟然賺了很多錢。

例如,我家並不富有,所以我的選擇很有限,像我就不可能去當哲學家。那個時代,我們對環境都很沒有安全感,大家的想法都很實際,因為實際意謂著收入。

現在,我覺得美國的學生反而比較有理想性,因為他們對生長的環境有安全感,經濟上更富裕,他們也付得起更有理想性的代價。如果他們喜歡哲學,真得可以試試看去當哲學家。

很多人在研究「intelligence」(智慧)這件事,給它下不同的定義。但我覺得intelligence是在一個變動的環境中繼續改變環境,而且使它變得更好。如果環境不變,你很難說有「intelligence」,不是嗎?

今天的年輕人,他們也應該有不同的做法,讓自己達到最好,而不是還留著上一代,甚至上上一代的想法。年輕人應該有「intelligence」看見趨勢,做出更有智慧的選擇。做一件有趣的事,可能比做一件有報酬的事更重要。譬如說,你已經有了一部車,但你真的需要兩部車嗎?年輕人應該做的,是上一輩做不到的事。

當我談到做設計、做哲學家,甚至做基礎研究的時候,我並不是在說一件快速、容易的事,我說的是卓越(excellence),我說的是做一件困難的事。某種層次上,做一件實際的事是相對容易的。但是正因為我們的環境更安全了,我們是受到祝福的一群,我們更應該去做困難的事,去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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