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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自己的力量 讓日本改頭換面

坐上東京地鐵,在永田町下車,這是一個台灣觀光客不會來到的東京區域,沒有銀座的燈紅酒綠、六本木的流行時尚、台場的偶像劇故事發生地,這是日本眾議院、參議院的所在地,聚集了國會和各政黨總部,每天上演著政治角力的故事。「踏入永田町的世界,就是踏入政治的世界,」駐日記者孫曉萍說著永田町的意涵。</br>永田町除了政治人物,每天有更多的政治記者,圍繞在各政黨辦公室、參眾兩院跑新聞,31歲的《產經新聞》記者矢板明夫就是其中之一。8月4日下午3點,他和其他媒體的政治記者守在永田町自民黨幹事長(相當於台灣的黨秘書長)山崎拓事務所門口,因為緊臨東京旁邊的埼玉縣,即將改選知事(相當台灣的縣長選舉)。埼玉縣是日本第四大縣,人口約台灣的三分之一。選舉只剩10天,卻冒出一個希望加入參選知事的國會議員森田健作,即將來到山崎拓事務所拜會,爭取黨的認同。</br>第二天《產經新聞》刊出矢板明夫報導森田健作在自民黨幹事長的勸退之下,含著眼淚宣佈退選。</br>矢板明夫不只想做一個政治記者,或許有一天他也會投入永田町的世界,參加競選。一個有著中日血統的年輕人,為什麼選擇政治作為終身的志業?

我對政治很感興趣,有從政的想法,因為我的成長過程,讓我深深感受政治對於每一個人的重大影響力。

我今年31歲,15歲之前出生、成長於中國天津。我的父親算是日中戰爭的殘留孤兒。日本戰敗之後,日本遺留在中國的殘留孤兒大約有上萬人,主要是在中國東北部(過去的滿州國),我父親也是其中之一。

原因是1936年我的祖父被松下電器派到中國,在北京經營松下電器的工廠。戰爭到最後,祖父被徵兵,祖母帶著兩個小孩到天津。不久日本戰敗,連絡不上祖父,沒有收入與依靠的祖母就改嫁給一個中國法官。我父親一直被寄養在一個中國人的家庭,一直在中國長大,和我母親結婚之後,有了我和我哥哥。母親是中國天津人。

我出生於1972年,當時中國正歷經文化大革命,我的父親被打成日本特務,遭受政治迫害。家裡面的經濟或社會地位都非常不安定。我出生的前一個星期,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中國,簽訂日中邦交正常化。從此之後,在中國的日本人的社會地位有很大改變,我父親從日本特務變成外國友人,我們全家也避免被迫害死亡的可能性。所以我父親現在看到田中角榮的時候,還是非常激動。

田中角榮的一項外交政策,對於我及家人的人生都造成重大的影響。

不管怎麼說,沒有政治的安定,生活就沒有了保障。我有中國背景,如果我從政,可以做很多別人做不了的事情。

<spanclass=’doc’>蝙蝠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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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5歲之前是中國籍,15歲回到日本之後,改為日本籍,重新學日文,在日本念中學、高中、大學。

我在初中、高中的時候,對於「我是誰?」曾經感到很迷惘。後來我下決心,希望在日本從政,就要把自己的立場站穩,比較有意識把自己變成一個日本人,做了一些努力。譬如說,我考大學的時候,考上慶應大學法學部,但是我選擇念日本文學,把自己比較弱的項目補起來,加強對日本歷史文化的瞭解。或是看電視轉播日中球賽,也知道要為哪一隊加油了。我會先讀資料,瞭解日本的每一個球員背景,自然比賽的時候,對於日本球隊有親近感。

伊索寓言曾經說過一個蝙蝠的故事,鳥看它是動物,動物看它是鳥,所以蝙蝠不知道自己的所在。如果去經商,立場不清楚,反而是一種強項;但是如果想從政,自己的立場一定要擺明。例如,國會議員的工作是通過立法,分配利益。你要肩負你對選民的承諾與忠誠。你必須要透過日本人投票,你才有可能代表他們,為他們服務。

大學畢業之後,我考入松下政經塾。松下政經塾是松下電器創辦人松下幸之助在1980年創辦,他鼓勵有理想的年輕人從政,造福社會。只要有理想,只要你敢想,松下政經塾就會幫助你實現。很少組織要求你什麼都不需要,只要你有理想,只要你有信心,一路走下去,理想就會實現。在松下政經塾看到很多學長,現在在政壇活躍,他們和我們一樣,什麼都沒有,所以更堅定自己的信心。

在松下政經塾3年之後,1999年我到中國北京大學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念博士。畢業之後,想立刻出來選舉,可是覺得自己不是很成熟,即使當選,也不能用自己的頭腦去想問題、解決問題,需要在社會上有一些歷練。

我有中國背景,如果從政,我可以從事日中外交關係的工作,它會是我的舞台。雖然我會說中文,但那是15歲之前,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對中國的認識,不夠深入,所以我藉著念書,再回到中國,重新認識中國。

<spanclass=’doc’>記者也是廣義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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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成為記者,其實是一種機緣。1998年的時候,《產經新聞》在北京設立支局,我在北大念書的時候,就幫他們作一些工作。《產經新聞》的中國總局長古森義久,對我影響很深。他就是透過報導,改變日本的外交政策。具體的事情就是日本對外經濟援助(ODA),並沒有有效的利用。透過《產經新聞》的連載,影響日本對中國援助的政策。我發現媒體對政治有很大的影響力,從事政治不僅止於做國會議員,作為記者也可以是一個廣義的政治家。

我回來日本一年,覺得日本的傳統勢力還是很大。因為日本有過太強烈的成功體驗,失去新的改革勇氣。基本上,政界的國會議員大部分還是由農村區域選出來,城市區域選出來的比較多是屬於在野的議員,數量上還是由傳統的力量把持。日本的財界,還是傳統的產業,例如東京電力、豐田汽車、日本電信電話以及一些銀行,日本新興的企業,例如YahooJapan、軟體銀行、人才派遣公司、旅遊公司都是最活躍的企業,還是無法進入財界的中樞,例如像經團連、日經連……等四大日本經濟團體,沒有發言權,對於財經政策也沒有影響力。

日本知道過去的方法是不行的,卻不知道如何改。就像刀俎魚肉,要拿刀切自己的身體,不是很容易,不能大刀闊斧的改革。不論是選舉制度或是經濟構造,還沒有構成改革的力道。可能還要通過幾次選舉、經歷幾次企業大衰退,才會真正改頭換面,大約還要10年。

<spanclass=’doc’>始終懷抱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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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做記者的工作,跑社會新聞一年,看到很多社會的弊病。譬如我曾經做過一個報導,連載20幾天,主題是談地下錢莊,都是黑道的年輕人把持,大約在20~30歲之間。地下錢莊造成很多家庭的悲劇,因為繳不出錢來,被黑道逼上絕路。可是另一方面為什麼這些年輕人會變成黑道?是日本社會的淘汰制度,讓他們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是被放棄的一群人。所有的社會問題只是冒出來的浪花,影響浪花的卻是底下的潮流,政治就是影響潮流方向的重要因素。如果能透過一支筆,也能深刻的說明政策對社會的影響。透過媒體,影響政策,對於日本來說也是一個政治家。

當然我對於未來,仍然抱著從事政治的期望,就像1980年成立的松下政經塾,已經培養出一個45歲當選神奈川縣的知事、一個才38歲就當選了橫濱市的市長,他們也都是和我們一樣,什麼都沒有,先從國會議員出身,然後到地方擔任首長,實現對於政治的理想。

<spanclass=’doc1’>矢板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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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歲的矢板明夫和台灣淵源甚深,不但和來自台灣、松下政經塾同學張佑如結婚,兩人都懷抱著改革政治的理想。

她曾經幫助妻子張佑如在台灣競選上一屆的立法委員,松下政經塾的老師學長都曾經到台灣幫忙助選,雖然失敗,卻更認清政治的實際運作。「光有理想是不行的,更要透過實際的方法爭取選民認同,」矢板明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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