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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詩的王丹,生命更從容

時序為1月中旬,灰色的台北傍晚,王丹應《CHEERS雜誌》的要求到戶外拍幾張照。「每次最難的就是在戶外拍照了,」王丹客氣的語氣中難掩幾許難為。<br>身著襯衫、夾克、牛仔褲,肩上背個書包,王丹看起來像任何一個捷運站裡等車的大男孩。只是因為拍照,才引起幾位街頭的民眾駐足指點:「他不就是王丹?那搞民運的……」。<br>台灣人熟悉的王丹,一直就是13年前那位「六四」事件中的學生領袖。但台灣人不熟悉的,是5年來曾經造訪台灣6次、只能把台灣當成唯一親近土地的王丹;不熟悉的,是在「民運的王丹」與「個人的王丹」角色裡掙扎的王丹。<br>王丹當年的同伴們,有不少人選擇了完全的個人生活。王丹也曾對自己一言一行不斷被擺在眾人目光前衡量而不自在、猶豫過。<br>但是朋友的一席話,深深影響了王丹,「你今天能有這樣大的名聲,並不是你個人的成就,而因為你是這個運動的象徵,」朋友對他說,「你如果不做這些事的話,這些資源就白白浪費了。」<br>所以王丹勇敢、樂觀地選擇接受這兩個身份。<br>作為一個「社會的王丹」,他為擁抱社會而蓄積能量,期待終有一天能回到中國大陸,促進民間社會更大的進步;而作為一個「個人的王丹」,他寫詩、寫散文,在這個文學被藐為無病呻吟的台灣社會裡,王丹的文字閃耀著我們已經匱乏很久的、年輕知識份子的血色,讀他的作品令人又高興又惆悵。<br>王丹今年已經34歲了。他明亮的雙眼依舊有神,但是更加從容。

Q:這麼多年,你有一個無法擺脫的身份,就是「民運的王丹」。對於這樣的身份、標籤,你有什麼感想?

A:我努力在平衡這樣的角色,不要讓我的角色太單一化。我個人對文學的興趣,應該超越對政治。我在文學上經營滿深的,希望尋找一種身份上的平衡。

另一方面,我已經可以自我釋懷,有些東西就是一種社會責任,不可能去推託。

剛到美國時,我也歷經過一段這樣的思考。做為公眾人物很辛苦,我們當中也有很多人完全退出公眾領域、回歸個人。但一個朋友對我說:「你今天能有這樣大的名聲、能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來,並不是你個人的成就,或是你多麼聰穎、智慧,而因為你是這個運動的象徵。因為你身上積聚了一些資源,如媒體關注,你可代表我們出來說一些話。你如果不做這些事,就白白浪費了。而你沒有資格、權利去浪費,因為這些資源是別人給你的。」這番話對我影響很大,所以我還願意扮演這個社會角色。

Q:你自己期望社會角色裡的王丹,可以發揮什麼作用?

A:中國大陸政治上早晚還是要發生變化的,這個大家都知道的,只是個時間問題。中國真正獨立民間性的東西太少了,政府控制太多的資源,導致民間的東西太少、很不成熟。比方說我們完全沒有獨立的工會組織、智庫等,現在陸續有,但離西方國家民間組織壯大的程度差得很遠,社會結構中有一個強大的民間社會,對中國未來的前途很重要。如果為了促進這樣的結構出現做一些事,我就非常願意。比方說,運用一定的社會影響,推動媒體,辦一份大的報紙,讓媒體更具備社會力量,成為一個獨立的角色,或是透過辦教育的方式,讓大學更能承擔為社會提供人文思想的角色。假如能做這些事,我都覺得很有意義。這是未來一旦政治上有變化,我可以回大陸時,比較大的理想。

Q:你現在人在美國,對大陸發揮的影響力有限,會不會感到灰心?

A:其實也不會。一個時代有時代的需要。目前我們雖不能回到國內,但不代表以後回去之後不能做事。我們在海外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包括與留學生群體的交流,他們回去之後,才是真正中國未來發展的骨幹力。其次,對我們而言,積累是非常重要的。中國以後會面臨很多全球化的問題,我們生活在全球化的環境下,我們熟悉和瞭解的程度,也不是封閉在大陸內部的人可以比擬的。這種知識的積累也滿需要,有這樣的機會在外面積累,對以後也很重要。

Q:對你個人而言,這麼年輕時就經歷六四這樣重大的社會運動,你覺得是幸運或是不幸?

A:兩個都有。幸運的是,我們這麼年輕就經歷很多事,有助於我們成熟;但不幸也在此,我覺得人不應該太早成熟,成熟也是滿沈重的一件事。很多事情看清楚了,意義就不大了,還是得朦朧一些比較好看一點。都看清楚了,人生就並不那麼有意思了。

Q:如果在很多場合都必須擔任社會性的角色,什麼時候你才有完整的個人?

A:像我寫這些文學性的專欄時,或是我可以一個人孤獨待著時。我現在還是一個人,因為還是比較喜歡一個人。孤獨對我來說,滿寶貴的。這並不是追求什麼小資產階級情調,但我確實很需要,也是很大的休息。平日的生活太公眾化、太緊張,要是有時間能和自己一個人在一起,會更好。

Q:聽起來有社會的王丹、與個人的王丹,你好像比較喜歡後者,是這樣嗎?

A:我當然希望個人身份能多一些,但覺得另一個身份也是必要的,只有單一人格容易走極端。我的社會角色,可以是一種形象、說一些話,作一些表達,同時我也應該有另一種形象,在另外的精神世界裡,有完全不同的生活。這既是開拓人生更多的生活、生命意義,同時也是尋求個人內心平和的一種途徑。只活一種的話,太累了。

有一個社會角色來平衡也挺好。太個人的話,就會變成很陽春的知識份子,完全和社會沒有關係,我覺得那樣也不很健康。

我對自己本身有個鞭策,就是不放棄寫詩。只要有時間、機會,我應該寫。我不能完全做什麼事都是為了社會,應該有一些為自己的東西。我本身就喜歡讀詩、寫詩,這是我個人的愛好。再來,人活在這個社會上,會遇到各種事情,有時開心、有時不開心,就會積累很多情緒,這些情緒不宣洩出來,不是一種健康的行為。詩歌是一種有情緒宣洩的方式,對我來說,滿必要的,人也會平和一些。

Q:你從大學到博士班都研究歷史,接觸歷史讓你感到有興趣、自在的原因是什麼?

A:對歷史有興趣是受我母親這一系的影響,她是北大歷史系畢業的,我外祖父也是學歷史的。我從小就看很多歷史故事,家庭的影響很大。歷史本身是很有趣的,很廣博,什麼事情都包含在歷史之中。很多事情過去了再來看,比看現實更有意思。很多現實是看不清楚的、沒有什麼道理可言的,但從歷史是可以學到很多。「以史為鑑」,講得很爛的一句話,但確實是有道理的,只有以史才能為鑑。

Q:你比較傾心那段歷史,自己從中獲得比較多的對應?

A:我一直對於大陸30年代的知識份子比較有興趣,我一直認為,上個世紀一百年裡,中國知識份子最輝煌的兩個時期,一個是30年代,一個是80年代。

80年代是我後來經歷過的,比較接近現實的;但從歷史角度而言,30年代這批以胡適為代表的知識份子,對我吸引力比較大。主要是因為他們反傳統、反主流這種特質,和我個人的理想比較貼近。另外,30年代的知識份子社會影響力也是發揮得較淋漓盡致。

我欣賞的是他們鮮明的自由主義取向、精彩的個人特色、以及對現實社會的關懷。現在很多知識份子不但不夠精彩,關心的也都是和現實沒什麼關係的問題,像後現代這些。

Q:你在獄中擬定了龐大的讀書計畫,很多是歷史方面的書籍,為什麼有這樣的規劃?

A:我當時目標挺明確,因為我沒有上完大學,才上兩年就進去了,所以我給自己定了計畫,基本上把一些基礎知識補齊,所以像《資治通鑑》、《二十四史》、世界通史等我都計畫要看一遍。

我必須說,監獄裡是最好的讀書環境,沒有任何環境比監獄裡更適合讀書了,絕對心無旁騖。那個環境出來之後,就再也得不到了,所以我還滿懷念那段讀書日子。

另外,雖然失掉身體上的自由,但讀書仍可以享受精神上自由。這一點是歷來統治者想不到的,你很難用監禁的方式改變一個讀書人,只要能讓他看書的話,很難剝奪得了他對自由的享受、不容易讓他吃到苦。對我來說,覺得和在大學裡沒有太大區別,就是更能讀書、腦子的活動比在監獄外更活躍而已。

經過這麼多年的獄裡讀書,也成熟、成長很多,表面上看是因為坐牢,但也是因為閱讀的結果。透過讀書,你接觸的知識越廣,才越知道自己讀書的有限,人才能變得比較謙虛、比較知所進退。

Q:你1998年到美國以後,到台灣6次,次數這麼頻繁,能不能談談你對台灣的感覺?

A:我可以接近的中文世界中,現在也只有台灣了。對我來說,台灣是大陸的一個窗口。台灣社會發展走過的歷程,大陸以後應該都會走相當類似的道路。台灣的經濟起飛、政治衝破一些禁忌,這樣的模式,大陸以後也會走。所以對我來說,是一種很幸運的感覺,可以提前看到一些大陸要發生的事情,看台灣就感覺看到大陸的明天。這對我回到大陸還是很有幫助,這也是為什麼我對台灣這麼有興趣的原因。

尤其是近幾十年來,國共內戰以來,台灣背負了很多不是原來台灣、中國的東西。作為一個研究對象、觀察者而言,也很有價值。

<spanclass=’Doc1’>王丹</span>

1969年生於北京。

1987年進入北京大學政治系,後轉入歷史系。

1989年在「六四事件」被捕、1993年出獄。

1995年再度因參與民運被捕,因「陰謀顛覆政府罪」被判處11年徒刑。3年後,1998年以「保外就醫」身份赴美就醫。

2003年,現為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研究生、「中國憲政協進會」主席、《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

在台灣出版書籍有:《王丹獄中回憶錄》、《眾弦寂靜時的喧嘩》(新新聞),《我在寒冷中獨行》(九歌)及散文集《我異鄉人的身份逐漸清晰》、詩集《我與深夜一起清醒》(大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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