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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闢寧靜的咖啡文化

觀光客擠滿了「雙叟」和「花神」。而真正的巴黎人,則在街頭小巷的咖啡館裡,以優雅的姿態面向人潮,繼續喝咖啡。

巴黎咖啡館,沒有一刻偷閒。

一大早,在街頭巷尾的小咖啡廳,只見到巴黎的上班族,站在吧台旁邊,喝杯黑咖啡。翻翻報紙,或是跟剛好進來的同事打聲招呼,或是與旁邊的陌生人,聊聊天氣、政治與新聞。

雖然只是短短的幾分鐘,卻是法國人一天重要的開始。

中午,上班族出來吃飯,也是到鄰近的小咖啡廳用餐。

咖啡館裡的位置都很窄,要進出時,有時還得把桌子拉開。還要小心,出入時衣角不要勾到鄰桌的水杯,或是沾到餐盤的醬汁。

晚上,咖啡廳更是熱鬧。

下班後的人,或是在咖啡廳喝杯餐前酒,準備去餐廳吃飯,或是直接在咖啡廳吃飯。

當然,三餐之間,還會有時間很多的學生,休假的上班族,或是討論公事的上班族,簇擁在咖啡廳裡空間不大的位置,聊天談事。

要不,就是陽光好時,坐在戶外的露天咖啡座,帶著太陽眼鏡,曬著太陽,坐看街上車流人潮,恍若過眼雲煙。

<spanclass=’Doc’>親密與疏離的情調</span>

而且,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人人都要朝外坐。不僅看人,也讓自己被人看。儘管位置幾乎是貼身緊靠,卻似乎彼此都不會受到干擾。

於是,每個上咖啡廳的人,不僅看城市風景,也把自己化成風景之一。

余秋雨在紀錄他歐洲旅行的《行者無疆》一書中,對巴黎的咖啡廳文化,有如此的觀察:

「他們不是對周圍的一切無知無覺,只不過已經把這種知覺泛化,泛化為對熱鬧人世的領會,對城市神韻的把握……深居鬧市而自辟寧靜,固守自我而品嘗塵囂,無異眾生而回歸一己,保持高貴而融入人潮。」

這樣的疏離與親密,彷彿象徵大都會中,人際關係的矛盾與困惑,有那麼一點歡愉,卻又有那些一些寂寞。

這樣浪漫中帶些冷靜、華麗中帶些頹廢的咖啡廳,在台灣變成了廣告中一只鮮明的映像。「左岸咖啡館」,甚至在台灣,成為巴黎咖啡廳的代表。

或許,現在大多數人都知道,在巴黎,沒有一家咖啡廳,真的叫做「左岸咖啡館」。

不過,河左岸是確實存在的。

被稱為拉丁區的左岸,人文薈萃,因為這裡有很多學校,包括索邦大學與美術學院等,充滿熱鬧歡愉的學生氣氛。也有很多藝廊,將整區塗滿藝術風格。

還有,很多很多的咖啡廳。沉澱許多舊日風采,涵養許多人文氣質,訴說許多愛戀悲傷。

將時間拉回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前。

那時,許多來自於美國與其他各地的文人作家,都湧進巴黎這個文化藝術的世界首都,例如海明威、費滋傑羅、喬伊斯等。

海明威就曾感嘆:「年輕時能住在巴黎幾年是幸福的,因為巴黎是場流動的饗宴。」

那時,這些文人作家常去一些位在河左岸蒙帕那斯區(Montparnasse)的咖啡廳,例如園頂咖啡廳(LeDome)與賽雷特咖啡廳(LeSelect)。

大戰結束後,登場的是滿街都是藝廊、洋溢著藝術氣息的聖傑爾曼(SaintGermaindesPres)區的咖啡廳。

最有名的當屬花神咖啡廳(CafeLeFlore)與雙叟咖啡廳(CafeLesDeuxMagots)。因為存在主義大師沙特(Jean-PaulSartre)與女性主義先趨西蒙波娃(SimonedeBeauvoir),這一對近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戀人,就是在這裡出沒寫作。

就是這種混雜了文學、哲學、愛情、藝術的時光味道,構成了左岸咖啡館的特殊情調。有點陳舊,有點慵懶,有點與世隔離,卻讓人莫名依戀。

<spanclass=’Doc’>客人從窮作家變觀光客</span>

然而,這些昔日輝煌的咖啡館,今日似乎少了這樣的成分。因為光顧的一大部分客戶,從窮作家變成了有錢的觀光客。

連日本東京的表參道上,都有一家花神咖啡廳的翻版,一模一樣的裝潢,滿足那些不能親自飛到巴黎喝口左岸咖啡的日本人的慾望。

所以,張耀在他的新書《叫cafe的地方》裡建議:「如果你相信我,就不要去找這家叫LePenty的小咖啡酒吧。」

因為,「LePenty」是張耀虛構出的一家咖啡屋,正如「左岸咖啡館」一樣,那種感覺不再。

因為,真正的巴黎人,很少去花神或是雙叟了。但是,他們繼續在街頭小巷裡的咖啡館中,歇腳休息,笑談人生。

誰知道,數年之後,巴黎咖啡館,又會有怎樣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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