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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只睡四個半小時

每天晚上7點,對許多知識份子而言,可以攫取他們視線與腦袋的,不是晚間新聞,而是公共電視台的「七點看世界」。聽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劉必榮對國際現勢精彩的分析,是一種知識的享受。劉必榮除了是教授、主播,還成立了自己在企管界的談判學院。他也曾兼任新聞工作十多年,擔任過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主任、中國時報主筆、總主筆。他忙碌的教授生涯,其實是自我多元角色的選擇。

我是政大外交系的,曾經我想當外交官,後來選擇教書,也想過參政。有一度在政治前台,或是教書後台間,我考慮了很多。

後來我看到一篇文章,說這是作一個知識份子或是學者的選擇。知識份子是走向群眾、擁抱群眾,當學者就在象牙塔裡面,做我的研究,研究可能沒有辦法經世濟民,但可以滿足我的求知慾。

後來我決定,當還有體力時,我選擇作知識份子;等哪一天老了,沒辦法做這麼多演講了,也許就回到學術圈來,帶回實際經驗,豐富我的教學內容,做我想做的研究。這樣一想,解決了我年輕時「前台」、「後台」的猶豫。

我將我的生涯角色分成三塊,一是學術界,這是我原本就想做的;二是新聞界,我做過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主任、中國時報總主筆、公共電視主播;另外我在企管界教商業談判,成立自己的談判學院,擔任台北市談判研究發展協會理事長。要把三頂帽子都戴得很好,其實很不容易。

我在中國時報兼職兼了十幾年,大約從民國75年剛拿到博士回國時。我拿報社的錢出去採訪,新聞的東西我寫給報社,學術的東西我交給學校。學校當然也很高興,因為報社的養分也能幫忙滋潤課程。後來,我進入報社的言論部門,到85年時我擔任中國時報總主筆,這是學者已經兼任到頂,我基於個人生涯規劃考量,在87年把報社工作辭掉。

首次演講台下睡一半

我剛回國的第一場演講,在清大,印象很深刻,後面幾乎睡掉一半。我就想,如果要推廣觀念,你的講話不能有障礙,要如何把你的東西讓不同行業背景的人都能接受,我就開始調整。

後來,我講課那麼多年可以熟到,嘴巴講的跟頭腦想的可以分開。有一次有個學員跑來問我:「你現在教談判還要不要準備?」我當時直覺跟他說,不用準備,這些我都很熟了,他的臉馬上就暗沈下來。

他點醒我,也讓我重新檢討,聽眾不同,講的內容也要不同。我在中華企管教談判,從民國77年到現在,教了14年,講課的內容換了12套版本。為什麼可以在這一行教那麼久,敬業是很重要的。

坦白說,我也曾經想過,把教書辭掉,專心擔任國際採訪記者,因此1989年學校留職停薪一年,到當時變化很大的東歐採訪。後來發現有障礙,面對當代政治人物,能夠採訪多少位總統?有時候就你的資源,人家不願意接受你訪問。

後來到主筆室,也發現並沒有這麼好。最主要的原因是,當主筆、總主筆是負責報社言論,你要完全配合老闆想法,於是我發現我不敢亂寫。當我們這些靠筆的人「不敢亂寫」時,你就發現你的筆已經鈍了。這矛盾就是,我之所以被拔擢擔任總主筆是因為老闆欣賞我的筆,可是我當了總主筆以後我就不能寫、不敢寫、不會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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