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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京底層含淚沉潛3年,步步累積生存定位

離開台灣前,擁有台灣大學生理學研究所碩士學位的王伊森,已踏進職場4年,平均月收入超過新台幣6萬元;但不顧旁人勸阻,拋下一切勇敢追夢的他,卻在日本社會底層,掙扎了整整3年。

「你很快就要升主管了,為什麼要放棄這個機會?」2012年,29歲的王伊森(本名王志宏),打算辭去國內上櫃生技公司的業務工作,報名日本語言學校,期待日後能留在東京工作。不過,上司毫不留情地勸他打消念頭:「你這個年紀出國一定會後悔,回來很可能只能當個翻譯,沒什麼前途。再想一想吧。」

5年後的今天,王伊森已在東京站穩腳步,目前任職於一家專營生技化學原料的貿易商社,負責開拓亞洲市場。

正職工作之外,王伊森也是日本職涯情報平台WORKLIFE IN JAPAN(WIJ)的核心成員之一,他發表的職場新知與求職經驗文章,除了在網路上廣為流傳,也不時被台灣商業媒體轉載。

但你可別以為這是個美夢一夕成真的故事。

離開台灣前,擁有台灣大學生理學研究所碩士學位的王伊森,已踏進職場4年,平均月收入超過新台幣6萬元;但不顧旁人勸阻,拋下一切勇敢追夢的他,卻在日本社會底層,掙扎了整整3年。

回想起當年那個沒人看好的決定,王伊森坦白地說:「一方面當然是覺得有機會,但也可能是叛逆,別人說不可能,就愈想試試看。」

「現在想起來,真的有太多時候差點就crash(崩毀)了。」前一刻還表情瀟灑的王伊森,語氣突然轉趨低迴,談起那段幾乎跌入谷底的日子。

故事,要從旅日的第一站──語言學校說起。

放棄高薪赴日,卻到居酒屋打工維生

多數人報名語言學校,是為了在短期內強化日語水準,以便申請當地大學或研究所;只有王伊森這個年近30的「大哥哥」,計劃在課程結束後直接就職。打從一入學,他就強烈感受到自己與其他同學間的隔閡。

更現實的問題是,相較於其他留學日本、且已做好經濟規畫的台灣學生,王伊森僅有的積蓄,在付完學費後只剩30萬日圓,就算再省吃儉用,也很難撐過3個月。當同學還在邊上課邊適應環境時,王伊森已經開始尋覓打工機會;而人生地不熟、日語不嫻熟的他,只能從低階服務業下手。

他利用課餘時間,在學校附近的商店街閒晃,只要看見貼著「應募」(徵人)公告的店家,就鼓起勇氣一間一間敲門入內,用生硬的日語單字說:「我想應徵。」但他根本不知道,在講究禮儀的日本,就算只是應徵洗碗工,也必須先填妥制式履歷書。像他這樣「不懂規矩」的外國人,當然只有被拒絕的份。

好不容易,王伊森找到一家「不拘小節」、願意雇用他當外場服務生的居酒屋。1,000多日圓的時薪,除了付出勞力,還得面對酒客的辱罵使喚。約莫同時,他也因朋友介紹,得到在台灣不動產仲介公司東京分社,幫房仲送鑰匙的打工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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