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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青春迷惘後發現的十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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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片來源: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為龍應台老師2017年9月22日受邀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演講之全文,亦是向新亞書願創辦人錢穆先生致敬。)

一、 素書樓

今天來到錢穆先生所創立的新亞書院,不得不想起與錢先生有交集的一個微小但是獨特的「當事人」關聯。

一九九九年秋天,我踏進台北市政府大樓,第一次擔任公職。 大概三個月後就去視察兩個老房子──外雙溪錢穆先生的素書樓和陽明山林語堂先生的故居。

林語堂故居,是個非常美麗的有點地中海色彩的三合院,但是年久失修,我看到時就是個灰撲撲的房子,被當作一個沒人去的閱覽室,白蟻蛀蝕得厲害。

素書樓則是地盤下陷得非常嚴重。庭院裡錢夫人手植的草木依舊,小鳥在草地上蹦跳;從前錢先生與眾人講學的小客廳,書桌還在,但是牆壁空白了,留下當初掛過書畫的痕跡。

兩棟灰敗寂寥的老房子,曾經象徵民國時期的文化風範,在台灣「本土化」政治的大浪起伏裡,兩個人物退到社會記憶的邊緣,兩棟房子也荒涼了。

這種選擇式的遺忘,特別嗎?其實一點也不。在我一九五零年代開始的求學過程裡,整個三十年代的中國左翼文學在台灣是消失的,以至於我要到1975年到美國之後才開始接觸到沈從文和魯迅的文字。

而整個台灣本地在日本統治時期或者更早的文學,更是「屍骨不存」,好像在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之前,台灣沒有人讀書識字。

然而到我擔任文化局長的1999年,本土學已經從谷底翻身,變成「正確」的顯學,而代表民國文化的錢穆和林語堂就靠邊站了。

所以我知道,政治是颱風裡的漂流木,隨著浪潮翻滾,而歷史,尤其是文化史,卻是大江大河,水要靜,流要深,我必須為長遠的台灣留下這兩棟寶貴的房子,房子是時代的目擊者,有溫度的。

我有兩個步驟,首先是取得了當時的市長馬英九的支持,把這兩棟房子的管轄權劃給文化局,然後編了兩千萬的整修預算,訂了修復計畫。

也果然如預料,預算送到議會審查的時候,反對黨的議員猛烈抨擊,主要論點是,你怎麼可以用「台灣人」的錢去修「中國人」的房子。 

在台灣的民主發展裡,質詢慣常的是以侮辱官員的方式進行。但是為了獲得這筆預算,你可以說我甘之如飴。短短的時間內我已經發現,政治,就是公眾利益的「交換」遊戲,一種進退折衝的行為藝術。

在這門藝術裡,軟弱的退縮、沒有目標的忍讓,或是根本缺乏謀略,可能招來「踐踏」,使你的理想和主張完全落空;若是過度激進,圖一時之快或是只知「進」而不知「退」,結局多半是失去主流社會的支持,成為憤怒孤鳥。

我用受辱和忍耐換得兩千萬,素書樓和林語堂故居得到完整的修復。當時受屈辱時,固然覺得難以忍受,但是事成之後就是雲淡風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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