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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沒有工會的臺灣勞工:我們手上最好的武器不是棍棒,而是民意和選票

  • 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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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片來源:廖祐瑲攝影
現在台灣面臨的勞工問題和一百年前的歐洲本質一樣,但時代和產業結構都很不同了。那些說台灣勞工要自立自強,不要什麼都靠政府的人,也許可以對推動歷史背後的沉重悲劇多一點認識。

瑞典工會罷工的時候,大家通常待在家不去上班,在公司門口,會有幾個穿著「罷工侍衛」背心的勞工輪班站崗,他們有時候演說,有時候回答好奇民眾的問題,或是接受媒體採訪。

一個世紀前,罷工侍衛們的工作沒那麼文明。他們埋伏在工廠門口,只要見到來上班的「工賊」就一陣毒打,打到他們不能工作為止。同時罷工侍衛被警察或軍隊打傷甚至槍殺的情況也時有耳聞。

後來在瑞典請工賊越來越難,有工廠從英國運來一整船的工賊,他們白天在警察和軍隊的保護下工作,晚上就回船上睡覺。

1908年一個夏天晚上,極左團體在睡滿了英國工賊的船艙裡放了炸彈,剛好那天天氣炎熱,大多英國工賊跑到甲板上睡覺,炸彈炸死了一名工賊,造成13名輕重傷。

現在每次發生恐怖攻擊,比較政治正確的瑞典新聞媒體都不忘把歷史上各種性質的恐怖行動,極左恐攻、極右國家主義恐攻、宗教恐攻等都提出來作為一個脈絡,提醒大家恐攻一直活在歷史上,源自於在不同時空背景中佔據在人們心中的憤怒和恐懼。

在炸彈攻擊發生之後,主謀者Anton Nilson被判死刑,但是民眾開始同情Anton,越來越多人為他請願。1917年,距今一百年前,十三萬名眾聯名簽署請願書,希望政府釋放Anton。

當年五一勞動節,一萬名勞工衝進監獄「拯救」Anton,員警威脅民眾如果不撤退就直接射殺Anton,最後拯救行動以失敗收場。

這個衝突讓瑞典共產黨的聲勢如日中天,瑞典當時的社民黨和自由黨聯合政府終於在年底決定釋放Anton。後來Anton活到一百零一歲。

和其他歐洲國家比起來,瑞典當時的極左暴力還算是好的,但是在接連不斷的持續罷工下,資方損失慘重;軍警和勞工的暴力衝突也不斷重演,讓政府失去民心。

瑞典勞、資方和政府看到了其他各國的前車之鑑,於是1938年政府居中調節,三方坐下來,希望在情況還沒失去控制(比方說共產執政)之前找到共識,這個會談的結果,就是在勞權歷史上著名的「沙堡勞資協定」。

政府向勞工保證不會再出警力兵力,資方保證不會再請工賊,勞方保證合理控制罷工的規模和時間,其他的一切則照工會法走。

這個協定成為後來類似協約的樣本,瑞典也被視為以和平協商達到福利提升的典範,

然而這個「和平協定」,背後是承載了歷史一路上弱者自我犧牲,和弱弱相殘的暴力和恐怖。

現在台灣面臨的勞工問題和一百年前的歐洲本質一樣,但時代和產業結構都很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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