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框框，創造奇蹟

回國之後，卻意外的重拾與莊益增的因緣。雖然莊益增自嘲長得像恐怖份子、送快遞的，又或是外籍勞工，但對於思考這件事，也同樣早熟。

出生屏東里港的莊益增，是道地的香蕉農子弟。從小就安靜、不食人間煙火，也沒有現實感，到了升大學的年紀，便同樣思考起「生命的意義」之類的問題，因此也同樣來到東吳哲學系，造就了和顏蘭權相遇的時空。

不同的是，和顏蘭權對於影像工作的熱情與意志力比起來，莊益增顯得格外冷調。「我是個沒有靈魂的人，」莊益增經常掛在嘴邊，說自己是個虛無的人。他拒絕工作，因為替這個社會工作會為自己感到委屈，不想貢獻自己的能力繼續扶持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當你試圖挖掘、拼湊他的性格，你會發現他是個「沒有線的人」，讓你無從依循。

兩個人個性看似南轅北轍，其實卻互補得恰到好處。顏蘭權擅長溝通，採訪時多由她發言；平時顏蘭權粗枝大葉，安排、規畫行程則由莊益增負責。兩人默契十足。

台灣紀錄片的困境

你知道嗎？《無米樂》在電影院中的放映，都是發行公司自己去租投影機來放、也沒有做過專業的混音工程，導致用電視播放的畫質比在電影院還來得好。

「要把帶子轉錄成電影院播放的film（膠捲）格式還需要100萬，我們沒有經費，」製作人馮賢賢一語說出台灣紀錄片製作資金不足的嚴重性。雖然她強調，顯然觀眾並不在意影片的畫質，仍然受到這些人物的感動，但經費不足使得創作者經常被迫在品質上做妥協。

導演顏蘭權則是注意到國內紀錄片另一個特有的現象。「台灣的紀錄片導演似乎頭上都有著光環，他們儼然是弱勢族群的代言人，」顏蘭權表示，即使是在紀錄片大本營的英國，也沒有這樣的現象。

「如果有機會，我一定讓我的被拍攝者站出來。觀眾感動的是他們，不是導演，為什麼會把所有的感動與掌聲都給導演？」顏蘭權開心的表示，只要阿伯阿姆出現在放映會上，就沒人要理導演啦，看著他們忙著為觀眾簽名，觀眾真正看見的是他們而不是導演，「這才是紀錄片應該要表達出來的，不是要讓大家知道這個導演有多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