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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蘇岱崙Cheers雜誌第29期 2003-02-01 圖片來源:
時序為1月中旬,灰色的台北傍晚,王丹應《CHEERS雜誌》的要求到戶外拍幾張照。「每次最難的就是在戶外拍照了,」王丹客氣的語氣中難掩幾許難為。<br>身著襯衫、夾克、牛仔褲,肩上背個書包,王丹看起來像任何一個捷運站裡等車的大男孩。只是因為拍照,才引起幾位街頭的民眾駐足指點:「他不就是王丹?那搞民運的……」。<br>台灣人熟悉的王丹,一直就是13年前那位「六四」事件中的學生領袖。但台灣人不熟悉的,是5年來曾經造訪台灣6次、只能把台灣當成唯一親近土地的王丹;不熟悉的,是在「民運的王丹」與「個人的王丹」角色裡掙扎的王丹。<br>王丹當年的同伴們,有不少人選擇了完全的個人生活。王丹也曾對自己一言一行不斷被擺在眾人目光前衡量而不自在、猶豫過。<br>但是朋友的一席話,深深影響了王丹,「你今天能有這樣大的名聲,並不是你個人的成就,而因為你是這個運動的象徵,」朋友對他說,「你如果不做這些事的話,這些資源就白白浪費了。」<br>所以王丹勇敢、樂觀地選擇接受這兩個身份。<br>作為一個「社會的王丹」,他為擁抱社會而蓄積能量,期待終有一天能回到中國大陸,促進民間社會更大的進步;而作為一個「個人的王丹」,他寫詩、寫散文,在這個文學被藐為無病呻吟的台灣社會裡,王丹的文字閃耀著我們已經匱乏很久的、年輕知識份子的血色,讀他的作品令人又高興又惆悵。<br>王丹今年已經34歲了。他明亮的雙眼依舊有神,但是更加從容。

Q:這麼多年,你有一個無法擺脫的身份,就是「民運的王丹」。對於這樣的身份、標籤,你有什麼感想?

A:我努力在平衡這樣的角色,不要讓我的角色太單一化。我個人對文學的興趣,應該超越對政治。我在文學上經營滿深的,希望尋找一種身份上的平衡。

另一方面,我已經可以自我釋懷,有些東西就是一種社會責任,不可能去推託。

剛到美國時,我也歷經過一段這樣的思考。做為公眾人物很辛苦,我們當中也有很多人完全退出公眾領域、回歸個人。但一個朋友對我說:「你今天能有這樣大的名聲、能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來,並不是你個人的成就,或是你多麼聰穎、智慧,而因為你是這個運動的象徵。因為你身上積聚了一些資源,如媒體關注,你可代表我們出來說一些話。你如果不做這些事,就白白浪費了。而你沒有資格、權利去浪費,因為這些資源是別人給你的。」這番話對我影響很大,所以我還願意扮演這個社會角色。

Q:你自己期望社會角色裡的王丹,可以發揮什麼作用?

A:中國大陸政治上早晚還是要發生變化的,這個大家都知道的,只是個時間問題。中國真正獨立民間性的東西太少了,政府控制太多的資源,導致民間的東西太少、很不成熟。比方說我們完全沒有獨立的工會組織、智庫等,現在陸續有,但離西方國家民間組織壯大的程度差得很遠,社會結構中有一個強大的民間社會,對中國未來的前途很重要。如果為了促進這樣的結構出現做一些事,我就非常願意。比方說,運用一定的社會影響,推動媒體,辦一份大的報紙,讓媒體更具備社會力量,成為一個獨立的角色,或是透過辦教育的方式,讓大學更能承擔為社會提供人文思想的角色。假如能做這些事,我都覺得很有意義。這是未來一旦政治上有變化,我可以回大陸時,比較大的理想。

Q:你現在人在美國,對大陸發揮的影響力有限,會不會感到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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