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只睡四個半小時
圖片來源：劉國泰
我是政大外交系的，曾經我想當外交官，後來選擇教書，也想過參政。有一度在政治前台，或是教書後台間，我考慮了很多。
後來我看到一篇文章，說這是作一個知識份子或是學者的選擇。知識份子是走向群眾、擁抱群眾，當學者就在象牙塔裡面，做我的研究，研究可能沒有辦法經世濟民，但可以滿足我的求知慾。
後來我決定，當還有體力時，我選擇作知識份子；等哪一天老了，沒辦法做這麼多演講了，也許就回到學術圈來，帶回實際經驗，豐富我的教學內容，做我想做的研究。這樣一想，解決了我年輕時「前台」、「後台」的猶豫。
我將我的生涯角色分成三塊，一是學術界，這是我原本就想做的；二是新聞界，我做過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主任、中國時報總主筆、公共電視主播；另外我在企管界教商業談判，成立自己的談判學院，擔任台北市談判研究發展協會理事長。要把三頂帽子都戴得很好，其實很不容易。
我在中國時報兼職兼了十幾年，大約從民國75年剛拿到博士回國時。我拿報社的錢出去採訪，新聞的東西我寫給報社，學術的東西我交給學校。學校當然也很高興，因為報社的養分也能幫忙滋潤課程。後來，我進入報社的言論部門，到85年時我擔任中國時報總主筆，這是學者已經兼任到頂，我基於個人生涯規劃考量，在87年把報社工作辭掉。
首次演講台下睡一半
我剛回國的第一場演講，在清大，印象很深刻，後面幾乎睡掉一半。我就想，如果要推廣觀念，你的講話不能有障礙，要如何把你的東西讓不同行業背景的人都能接受，我就開始調整。
後來，我講課那麼多年可以熟到，嘴巴講的跟頭腦想的可以分開。有一次有個學員跑來問我：「你現在教談判還要不要準備？」我當時直覺跟他說，不用準備，這些我都很熟了，他的臉馬上就暗沈下來。
他點醒我，也讓我重新檢討，聽眾不同，講的內容也要不同。我在中華企管教談判，從民國77年到現在，教了14年，講課的內容換了12套版本。為什麼可以在這一行教那麼久，敬業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