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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盧智芳、黃翊琪Cheers雜誌第155期 2013-08-01 圖片來源:王創緯
拍戲拍了35年,歲月在王小棣身上留下的痕跡不是皺紋,反而是愈發濃烈的童心和熱血。

說童心,當她斜背著書包、踩著夾腳拖、襯衫下擺隨意露在短褲外,酷酷地邁開大步出現時,真像個剛下課的小學生──事實上,不管是談起作品驀地閃閃發亮的眼神,或是蔓延開來爬滿整臉的笑意,那股純真勁,還真和孩子沒有兩樣。

說熱血,上個月,有關王小棣的新聞可能更多是和街頭運動有關。不僅邀請公民上街給文化部建議,聲援抗議苗栗大埔民宅強拆的大學生在拉扯中受傷,她除了當天晚上就到醫院探視,隔天更在報上為文呼籲:「在學生濺血、教授被捕之後,溫柔而堅定」。

王小棣是導演、是編劇、是開啟許多人戲劇生涯的「小棣老師」,不過,另一個隱藏在這些身分中的她,或許更接近是個真誠、溫暖的社會運動家。所以她的作品總是格外清新動人,不靠複雜的運鏡和劇情鋪陳,卻能直指人心。

隔了3年再度開拍電視劇,這次她仍把探照燈轉向社會需要的地方。8月底在公視上映的《刺蝟男孩》,描述社會底層的少年如何面對內心困惑與環境誘惑。不管用作品、行動還是聲音,王小棣始終認真用她的力量和社會溝通,從不曾猶疑過。在惡劣的台灣影視圈環境中,這樣的堅持身影,也就顯得分外動人。

為什麼會選擇中輟生的故事,做為探討題材?

偶然間,有朋友邀請我去彰化監獄看看,我才知道,那是國內第一個做「藝術療癒」的獄所。走在那裡,我感到他們快把藝術學院「幹掉了」(笑),因為有人學南管、有人學打鼓、還有人學布袋戲、做燈籠,平均年齡只有25歲,但我很驚訝,在他們臉上,我竟然看到了一種屬於專業表演者的神采。

另一個機緣,是我之前拍《酷馬》(編按:2010年王小棣導演電影,根據真人真事改編。一個17歲男孩被另一個未成年少年誤殺。他的母親曾藏著水果刀上法庭,想親手為獨子報仇。但2年後,她開始去監獄探視對方,一路陪伴、鼓勵,直到他上大學。)因為這個戲,很多法院、地檢署邀我去跟受保護管束或犯罪的少年接觸。有些小孩跟我說:「導演,我覺得我們永遠不會被原諒,所以想託妳跟媽媽說:我愛她。」當時聽到這些話,真的很難過。

我小時候也是不愛念書的小孩,聽了這些故事後,心疼想著:他們是怎麼走過來的?畢竟,小時候我再壞,爸爸會打我,我還是有個家,但他們沒有。有個重罪小孩就說:「我也沒有想學壞呀,但爸媽都不在家,我只有阿公阿嬤。他們不識字,我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功課跟不上,就沒有人可以問。」

那麼,透過作品,想跟觀眾說什麼?

我想說的,倒不是他們很可憐或需要照顧,而是「設身處地」。假設你要為人父母,要想清楚,人生不容易,不要只出於一時大意、衝動。孩子需要的是個適合成長的環境,如果他在生活上遇到很多難題,別人再怎麼關心,都無法取代父母。

另外,我們每個人都年輕過、衝動過、胡思亂想過、撒謊過。但社會中有太多人只用學校的標準、成績的標準去衡量一個人。

我所謂的「設身處地」是說,如果看到或碰到一些年輕人不愛念書或成績不好,多看看他成長的不容易,做他朋友也好、做他老師也好,可以幫助一個生命多成長一點,就多做一點。也許多做一點之後,可以讓他們不必非要走上那樣的路。

設身處地以外,我想說的還有「祝福」。知道他們的處境後,我覺得他們就像膝蓋以下都踏在泥沼裡,能好好成長真不容易。這部戲的英文名字叫做“Boys Can Fly”,就是希望他們可以掙脫、站起來,迎向開闊的天空,找到自己人生中最想做的事。

每次妳選擇一個族群作為探討的對象時,不管是醫生、警察(《大醫院小醫生》、《波麗士大人》)或是這次的底層少年,似乎都在跟社會進行某種對話。為什麼?

對,在國外念電影時,不知怎麼突然發現,我是個「社會主義者」(笑)。

因此,回來後,我做了《百工圖》。我想告訴大家,所謂的國家,不用跑到邊境去看,就是你身邊這些人,這些人讓你打開電燈就有電、打開水龍頭就有水,你要先去認識他們,才會認識你的國家。

也因為一直抱持這樣的想法,我曾經遇到非常大挫折。我拍了一部片,賠了非常多錢,叫《我的神經病》。主角是個小黑手,呈現的是基層生活的荒謬,但沒有人要看。原來,愈是黑手、愈是計程車司機,他們是不會來看國片的。這才發現,我的路忽然變得有點荒謬。

儘管那陣子很沮喪,但既然我這「社會主義者」的路線很少人做,那麼我就繼續做。所以拍《大醫院小醫師》時,我用偶像演員來演生活中平凡、有力量的人。結果,跟社會對話是有用的,很多人開始在《大醫院小醫師》的官方網站上寫各種生離死別的經驗,內容甚至比我們的戲還要豐富。我覺得社會上這樣的互動很重要,也很需要。

這幾年間,台灣的影視環境並不理想,很多人出走到對岸,螢幕上陸劇、韓劇充斥。妳怎麼看?怎麼說服自己繼續奮鬥下去?

我發現自己有個毛病,比如說我不用iPhone,因為我覺得大家都用iPhone的話,iPhone不會進步,所以我堅持用別的牌子(笑)。有不同的品牌,才會比較健康、進步。

看到這些現象,起碼我個人認為,它不會影響我,反而會讓我覺得要趕快、還有好多事要做,只要我全力以赴,一定會帶來不一樣。碰到困難,我從來不會想後退、放棄,愈是這樣、愈是要把事情做好。

不管什麼時候,妳對工作都是這樣精神抖擻,熱情洋溢。為什麼?有什麼祕訣嗎?

第一,我不是那麼自戀的人(笑),所以我不太把失敗當做是件嚴重的事,也不把成功當作了不起的事。第二,我神經比較粗吧,所以成敗結果不會影響到我。

第三,我覺得我受祝福的地方,正因為我是個「社會主義者」。因為我做的這些事,不是關於我自己。有的導演拍片是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出發,但我常常是看到別人的故事。所以我很少去考量下一步,而是專注在當下的議題,如果這議題感動我,我覺得就該把它表達出來。基本上,我是個花園裡的長工(笑),不是那種藝術家性格的導演。

「小棣老師」是很多年輕人心目中的生涯導師,談談妳對年輕人的觀察?

最近我滿佩服年輕人的。比如說,在社會議題上,好多大學生關心,並且身體力行。像文林苑都更王家,我到現場時,總會看到學生在那邊,他們說因為碰到期中考,所以用輪班制參與。記得當時和我對話的,是一個台大物理研究生。

我在不同的社會運動上碰到不同的學生,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不一樣了,他們在「公民意識」上更覺醒。他們不再只封閉在自己的事情上,只管自己要不要留學、學科考幾分。

另一項發現是,在看待「個人興趣」上,大家愈來愈不受一般標準局限。如果他對一件事有興趣,會非常投入,涉獵得很深入,不像過去只喜歡皮毛。當然,除了還是有人忙著追星,從他們的表達和討論上也看出,某些人對「大眾藝術的品味」,又更好了點。所以,我對年輕人的印象很好(笑)。

若用簡單一句話來歸納一路走來的信念,妳會怎麼說?

有句話我很喜歡,但已經忘記它是怎麼講的了,意思大概是「無論如何,都不要讓別的人、事、物減少了它的生機。」

比如說,戀愛分手了,不要講難聽的話、做發洩情緒的事;就算很不屑某個人,也不用去說他壞話。人生很短,要把握機會,把上天給你的生命力統統發揮出來,但同時還能保護別人的生機。不要因為你的想法、觀念、性別去否定別人,要克制自己,留給別人多一點空間。

工作中的王小棣。不管是指導演員還是研究場景,35年來,王小棣都是一貫認真、充滿熱情。

王小棣小檔案

1953年次,電視劇、電影導演及編劇。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畢業、美國德州三一大學劇場碩士。1979年成立民心影視公司,1992年創辦稻田電影工作室。代表作品包括《魔法阿媽》、《我的神經病》、《大醫院小醫師》、《擁抱大白熊》、《九歲那年》、《百工圖》等,以擅長描寫小人物內心故事而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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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導演 王小棣 電視劇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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