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的年代，我們需要的是全新的勇敢

生產過剩的時代，如何在微利已成常態下仍能永續經營，成為管理者最大考驗。造就青年低薪的原因固然盤根錯節，但根本上，還是得回到企業競爭力，偏偏這正是台灣當前的瓶頸。

而另一端，對新創企業的資源挹注，世代間又未必有共識。

對此，活水社企投資開發合夥人楊家彥充滿感觸。他曾任台灣經濟研究院所長、鴻海集團董事長特別助理，近年積極投入創投現場，見證了產業轉型的結構性陣痛。

「全球經濟已來到新舊模式的交替點，台灣以前擅長硬體製造、降低成本，但新經濟則講究軟體、硬體、內容三者要混和搭配，」楊家彥指出。包括Airbnb、Uber、Facebook等獨角獸企業崛起，都屬這種模式。

新經濟的特質，是需要蹲點的時間長，但後續爆發力大，與製造業一架好生產線，就有產能和獲利，是截然不同的思維DNA。儘管「贏的公式」在翻轉，許多傳產企業主卻因為陌生不熟悉，即使手握數億元資金，也不敢貿然投資新創團隊，「寧可投入房地產，保命保本。」

楊家彥指出，台灣新創公司普遍存在資金匱乏的難題，並不是台灣沒錢，而是企業家還沒有快速自我調整，具備把品牌與創意換算成資本的能力和開放心胸。於是，上一代滿手資源，卻不知道該放在哪裡，縱使欣賞年輕人的衝勁，仍矛盾地擔心他們扛不起未來；年輕一代需要資源去衝去闖，卻苦等不到奧援，打通不了資金的關節。

至於在企業內部，工時長、薪資僵固、升遷緩慢，再再讓青年族群感到委屈。伴隨而來的高流動率與高失業率，讓企業與個人都陷入「雙輸」的循環。

「若環境對新世代不夠友善和理解，當然無法合力建構新的『贏的公式』，」楊家彥指出。若要改變現狀，這是得打破的第一個思考窠臼。

衝突源頭2

網路普及化，「解構」成主流，「穩定」是例外

過去的世代，習慣期待穩定勝過變動。支持權威，將扭轉未來的關鍵寄託於政治力，盼望出現「大有為政府」來改變紛亂局勢。

但2000年之後，台灣已經歷三次政黨輪替，各種產業、環保、文化、性別平權、轉型正義等議題卻依然百廢待舉。於是，洪仲丘事件引發白衫軍運動，兩岸服貿協議觸動太陽花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