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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許芳菊天下雜誌出版 2017-05-11 圖片來源:
二○一六年,阿爾布爾獲得第二屆唐獎法治獎的時候,年近七十歲的她,依然在為加拿大街頭的遊民提供法律協助。

然而當時的國際社會對整起事件卻冷眼旁觀,直到隔年,聯合國才成立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對大屠殺展開調查。當阿爾布爾第一次到訪盧安達時,已是大屠殺發生的兩年之後。

阿爾布爾來到盧安達,所到之處都可以看到大屠殺的遺跡,暴露的屍骨,散落在荒野,村落。她一方面要想辦法找出大屠殺的元凶,一方面又得跟眼前充滿敵意的盧安達政府打交道。當時的盧安達政府不希望聯合國插手,阿爾布爾走到哪裡都受到士兵嚴厲的監視與威脅。她感覺在那裡一無所獲,晚上只能待在飯店裡憤怒、挫折、害怕。

儘管如此,她還是很快地建立起一個團隊,追查那些已經逃離各處的罪犯。她還特別針對性暴力,性侵的罪行進行起訴。因為阿爾布爾認為性侵可以被認定為是一種戰爭武器,是一種策略,用來羞辱敵人,打擊士氣,徹底摧毀受害國的社會結構,讓男女關係徹底被破壞。

在擔任刑事法庭首席檢察官期間,阿爾布爾一年至少飛去盧安達十次以上。常常上一分鐘還在研究科索沃大屠殺的調查資料,下一分鐘就要飛到盧安達處理案件。她的壓力真的非常大,然而當時讓她最辛苦,最難受的狀況,是去尋找這些被害者的屍體,去拜訪受害者的家庭。阿爾布爾說,她必須憑藉專業精神來避免自己崩潰。

放棄大法官職位,繼續為人權奮鬥

也許是因為她身體裡一直流動著想要「做點改變(make differences)」的血液,她最終還是做出冒險的決定。她離開了備受尊榮的大法官職位,扛起了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的沉重使命。再一次,她的生活又陷入了危險、刺激、詭譎多變的國際政治風雲之中。

擔任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期間,阿爾布爾一改過去聯合國單位的作風,她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維也納的辦公室裡處理文書工作,而是盡力前往各個災難現場訪視,想辦法讓世界多多關心這些被忽略的角落。

從達富爾到烏干達,從車臣到巴勒斯坦,她總是前往第一線傾聽難民的聲音,或向當權者提出懇切的提醒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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