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驅使我們迫切想去做某件事？

因為傷疤縮小了一點，局限了我移動的範圍。如果要讓傷疤伸展回到原來的長度，我得一而再、再而三地推拉它們，努力伸直我的手腳，幾乎快要撕破我的皮膚。

有時候我無法完全回到之前的行動程度，這時，我就得接受手術，移除過於緊繃的皮膚，換上新皮膚，然後同樣的事情又會再次發生。我厭惡得一直和自己的身體作戰，它一直背叛我，我討厭每天無止盡的抗戰。

儘管這些回憶苦不堪言，卻也激勵我想要幫助愛麗絲和比爾。愛麗絲請我寫一張充滿希望與正向能量的卡片給比爾，可是，身為過來人的我問自己：我應該要樂觀到什麼程度？我應該跟他說什麼？我可以或應該誠實到什麼程度？

現實是，他很可能會有一段漫長悲慘的人生。從意外發生後的三十年，我都還一直接受治療，我不確定對他來說，生死是好是壞（多年來我痛苦地活著，也常常思考這個問題）。

我也不確定他長期的痛苦（這是我自己也常思考的另一個問題）是否對他或他的家人來說比較好。

奪回人生控制權

接下來的四十八小時，我重新審視我的經歷，並苦思該如何對比爾開口的同時，我大哭了好幾次。這是我近年來哭得最多的一次。最後，我終於列出了我覺得可以接受的內容重點。由於我的雙手不是很靈活，所以我錄了聲音檔給比爾，然後用電子郵件寄給愛麗絲。

一開始，我告訴比爾，他的人生將極端艱難，而且進步非常緩慢，不過，他絕對能夠活下去。我告訴他科技讓人人受用，而對於殘疾人士的幫助更大。我還告訴他，現代的職場已經提供有彈性的新做法，讓我們這種狀況特殊的人一樣能工作、發揮長才。

我說，「例如，我選擇當大學教授，因為這份工作很有彈性。我狀況好的時候可以多教一點課，痛的時候可以少上一點課。更重要的是，我的雙手不靈活，但我可以利用聲音科技幫忙寫書和論文，而且這方面的技術日新月異。」

寫信給比爾的整個過程讓我非常難過，當我按下「寄出」鍵的時候，不禁鬆了一口氣。兩天後愛麗絲回信表示我的信對她兒子幫助頗大，她極為感激，她請我能夠再寫信給他。雖然第一封信我寫得很痛苦，不過自此之後，我便定期寫信給比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