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２０２４年股東信，親曝遺產分配計劃：父母無論財富多少，必先考量「這件事」

這些年來，我的三個孩子都曾向我提出問題或意見，我也經常採納他們的建議。為自己的想法辯護並沒有什麼不對。當年我的父親也這樣對我。

我每隔幾年就會修改遺囑，通常只是做一些小改動，並儘量保持簡單。多年來，查理（芒格）和我見過很多家庭因遺囑的死後條款而分裂，因為受益人對遺囑感到困惑，甚至憤怒。童年時期的嫉妒以及真實或想像中的不公平待遇往往會被放大，尤其是當兒子在金錢方面或重要職位上比女兒受到更多偏愛時。

查理和我也看過一些富裕的父母在過世前與家人充分討論遺囑安排的例子，這反而讓家庭關係更親密。還有什麼比這更令人滿意的呢？

當我寫下這些文字時，我依然感受到自己的幸運，這種幸運始於1930年我以白人男性的身份出生在美國。我的兩個姊妹，當然，早在1920年通過的《第十九修正案》中就被明確承諾將與男性享有平等的權利。畢竟，這也是我們十三個殖民地在1776年所傳遞的訊息。

然而，1930年時，我出生的這個國家還未真正實現這些早期的願景。在比莉·簡·金、桑德拉·戴·奧康納、魯斯·巴德·金斯伯格以及無數其他人的努力下，情況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改變。

身為男性身分的受益者，我很早就確信自己會變得富有。但無論是我，或是其他任何人，都無法預見美國過去幾十年來所能達到的財富規模。這種變化令人震驚——甚至超越了福特、卡內基、摩根，甚至是洛克斐勒的想像。數十億美元成為了新的「百萬美元」。

我出生時正值大蕭條的開始，情況看起來並不樂觀。然而，複利的真正威力往往體現在生命的最後二十年。因為沒有“踩到香蕉皮”，我現在以94歲高齡依然活躍，擁有巨額的儲蓄——可以將這些“延遲消費的單位”傳遞給那些出生時抽到了“短簽”的人。

我也很幸運，我的慈善理念得到了兩任妻子的全心全意支持並被進一步拓展。無論是我的第一任妻子蘇西，或是第二任的阿斯特麗德，都不相信世襲財富的理念。

相反，我們一致認為，平等的機會應該從出生時開始，而極度炫耀式的生活方式雖然合法，但並不可取。作為一個家庭，我們擁有了我們需要或喜歡的一切，但我們從未試圖透過擁有別人渴望的東西來獲取樂趣。

(責任編輯 / 吳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