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今天，都是我們給的！」這句家庭魔咒，為何讓最能幹的孩子一輩子覺得自己不配？

因此，許多人和梅艷芳一樣，原本身處的手足位置或性別，並非是在家中被期待成為英雄，卻因為功能分化太強而成為英雄。

此時，家庭系統的資源掌控者，以梅家來說，是母親，後來包含大哥。

他們不會認為那個不受期待的孩子「成為英雄、成為家族的榮光」，而是認為「你有今天，都是靠我們給你的」、「是你奪取了我的資源，你才有今天」，於是他們對於梅艷芳必須拿資源回家，覺得心安理得，也不會將這樣的榮耀歸於梅艷芳個人的能力與努力身上。

明明最有能力，卻覺得自己不配擁有：高功能者的隱性傷

因此，像梅艷芳這樣的高功能倖存者，幾乎一直在面對內在的一個問題，就是：「我真的值得這一切嗎？」

我可以做到這些，真的是靠我自己嗎？還是只是我運氣好？我得到這些，是不是對不起誰？我是不是該把獲得的一切分給別人？

這種「配得感」的不足，幾乎是長期在家庭互動中所養成的一種「我不配」的罪惡感：「如果家人過得不好，我不配過得好。我必須要拿我的一切來彌補他們。我能夠有今天，也不是因為我自己。」

所以，許多這類型的高功能倖存者，明明能力非常好，卻從不認為那是自己的東西，也從不覺得自己能力好。因為，他們的功能，從來都是系統的資源，必須由系統或家庭的權力掌控者統一分配。

要做到這件事，就必須倚靠高功能倖存者的不覺醒與罪惡感，因此他們會用盡力氣，提醒你「能夠有今天，都是因為我們」、「你過得那麼好，就應該要幫助家裡的其他人。不然，你就是自私。」

畢竟，家庭系統中也有它的焦慮。一旦高功能者決定「頭也不回地不管我們」，家庭原本的穩定狀態就會崩解。因此，除了要用責任感與罪惡感綁住高功能者。低功能位置的人，還必須要出錯，才能讓高功能者不得不留下來解決問題。

而家庭系統對「根」的長期供養，更讓梅艷芳的大哥與母親認為這個供養理所當然：「因為這就是你欠我、你該做的。」

一份信託，是切割還是覺醒？

梅艷芳在得知自己罹病後，建立了遺囑信託。這幾乎是一個長期供養家庭的高功能倖存者一次非常清醒的「自我分化」。這其實很明確展現梅艷芳的態度：「我再也不要因為媽媽，而被哥哥勒索。哥哥你應該要自己站起來獨立生活，不可以再倚靠我。」

(責任編輯 / 吳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