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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今年最新調查數據,哲學系畢業生失業率低於資工系,且許多學生在未畢業前,就被AI公司相中。哲學系為何突然變成AI時代下的新寵兒?

Anthropic便是箇中代表,其開發出的Claude模型「憲法」取材廣泛,從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蘋果服務條款,到《世界人權宣言》皆有涉獵。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Anthropic首席哲學家阿斯克爾(Amanda Askell)主導的最新版本已於今年1月公布,內部員工甚至暱稱這份長達78頁的文件為Claude的「靈魂文件」(soul doc),藉此形塑Claude的性格與行為準則。

哲學與AI在現實中的碰撞

為防止AI「走歪」,這些「憲法」裡到底該放進哪些規則?哲學家們鎖定了兩大倫理框架:義務論(deontology)與結果論(consequentialism)。

義務論指,設下嚴格規則,禁止說謊、脅迫、把人當作達成目的的工具而非目的本身,即便是為了成就更大的善也不例外,讓模型更誠實,降低誤導使用者的可能性;結果論即,權衡成本與效益來決定行動方針。

不過,再縝密的思考與辯論,一旦離開實驗室、走進真實世界,也會立刻變得棘手起來。以自駕車為例:當一場車禍已無可避免,軟體必須在幾毫秒內計算各種撞擊方式造成的傷害大小,選出「最不壞」的選項。

這正是結果論思維的具體實踐。美國自駕車公司Waymo資深工程師格德斯(Chris Gerdes)坦言,駕駛軟體的設計邏輯正愈來愈朝這個方向靠近。

軍事AI面對的抉擇更為沉重:必須將任務目標與可能造成的平民死傷相互權衡。當這套邏輯落實到具體的生死抉擇,爭議便隨之而來。

道德判斷,該外包給AI嗎?

這些兩難也引出一個更根本的疑問:當AI愈來愈擅長做倫理判斷,人類自己判斷是非的能力,會不會反而退化?批評者將這種現象稱為「道德去技能化」(moral deskilling),也就是擔心人們會逐漸習慣,把艱難的價值抉擇交給AI代勞,久而久之失去獨立思考、承擔道德責任的意願與能力。

路易斯維爾大學(University of Louisville)AI理論學者揚波爾斯基(Roman Yampolskiy)則從更根本的層次提出質疑:道德本身,其實從來就不是穩定不變的東西。它會隨歷史演變,依文化而異,容易被操縱,而且往往要等事後回頭看,才能看得清楚是非對錯。

換句話說,若連人類自己都難以為「道德」找到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定義,又該如何期待AI能一勞永逸地代替人類做出正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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