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青春迷惘後發現的十三件事

一、 素書樓

今天來到錢穆先生所創立的新亞書院，不得不想起與錢先生有交集的一個微小但是獨特的「當事人」關聯。

一九九九年秋天，我踏進台北市政府大樓，第一次擔任公職。 大概三個月後就去視察兩個老房子──外雙溪錢穆先生的素書樓和陽明山林語堂先生的故居。

林語堂故居，是個非常美麗的有點地中海色彩的三合院，但是年久失修，我看到時就是個灰撲撲的房子，被當作一個沒人去的閱覽室，白蟻蛀蝕得厲害。

素書樓則是地盤下陷得非常嚴重。庭院裡錢夫人手植的草木依舊，小鳥在草地上蹦跳；從前錢先生與眾人講學的小客廳，書桌還在，但是牆壁空白了，留下當初掛過書畫的痕跡。

兩棟灰敗寂寥的老房子，曾經象徵民國時期的文化風範，在台灣「本土化」政治的大浪起伏裡，兩個人物退到社會記憶的邊緣，兩棟房子也荒涼了。

這種選擇式的遺忘，特別嗎？其實一點也不。在我一九五零年代開始的求學過程裡，整個三十年代的中國左翼文學在台灣是消失的，以至於我要到1975年到美國之後才開始接觸到沈從文和魯迅的文字。

而整個台灣本地在日本統治時期或者更早的文學，更是「屍骨不存」，好像在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之前，台灣沒有人讀書識字。

然而到我擔任文化局長的1999年，本土學已經從谷底翻身，變成「正確」的顯學，而代表民國文化的錢穆和林語堂就靠邊站了。

所以我知道，政治是颱風裡的漂流木，隨著浪潮翻滾，而歷史，尤其是文化史，卻是大江大河，水要靜，流要深，我必須為長遠的台灣留下這兩棟寶貴的房子，房子是時代的目擊者，有溫度的。

我有兩個步驟，首先是取得了當時的市長馬英九的支持，把這兩棟房子的管轄權劃給文化局，然後編了兩千萬的整修預算，訂了修復計畫。

也果然如預料，預算送到議會審查的時候，反對黨的議員猛烈抨擊，主要論點是，你怎麼可以用「台灣人」的錢去修「中國人」的房子。 

在台灣的民主發展裡，質詢慣常的是以侮辱官員的方式進行。但是為了獲得這筆預算，你可以說我甘之如飴。短短的時間內我已經發現，政治，就是公眾利益的「交換」遊戲，一種進退折衝的行為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