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無奈、有不爽 平衡之路再難還是要逗陣走
圖片來源：廖祐瑲
擔任製作助理要製作道具、想題目、跟藝人對稿，一週只休一天。但製作團隊的上下班時間由製作人決定，甚至沒有打卡紀錄，當時覺得很正常，現在回想真的很可怕。
帶狀節目一週播4集，我們得在週一至週五準備資料、約來賓，週六錄完一週的量，隔天才休假。錄影前一晚還在敲通告是常態，我很清楚這種工作型態，但我記得最後放棄的原因是：我認為大家只是「埋頭苦幹」，根本沒有新的創意。
離職前某一天和同事去錄外景，拍完一整天，早已超過正常工時。回辦公室後，立刻將檔案輸進電腦，接著就得剪接錄影當天要讓來賓看的影片。剪片後幾乎沒有休息，得找時間錄參考音，所以我剪完片，大概只睡1小時，就騎車到錄音室錄參考音，再騎車回公司準備當天早上9點錄影。
騎車途中，我開始問自己：「我到底在幹嘛？既然大家都覺得不好看，也很痛苦，那我熬到了製作人，會怎麼樣？」
我不僅沒答案，也不曉得自己在瞎做什麼。以前認為先努力拼一下，做久了就可以換節目團隊，但看到很多節目仍在玩10多年前的哏，我真的很失望。
我覺得待在這個環境、願意接受這種勞動條件的人，不會有太多創意。我更提醒興致勃勃想進入影視產業的學弟妹：小心自己的身體。
加入工會，期望改變現況
離開製作公司，我選擇進電視台當助理導播，一例一休後的影響雖不大，但公司根本不可能給加班費。
《勞基法》規定，延長工時後選擇補休、放棄加班費，需經勞工同意，但人資系統根本無「加班費」的選項，只能選「補休」。勞檢員上門時，公司會拿出幾張表單，表示的確有員工申請加班費，一直以來都是如此。
所以，我加入企業工會，替自己和同事爭取權益。
很多前輩告訴我：「努力就有回報」，我的父母也是勞工，父親是送電線的工人，母親是成衣廠工人。他們歷經台灣經濟起飛的黃金時期，所得一度很寬鬆，可以繳房貸、拉拔兩個小孩長大。但我上國中後，成衣廠因為人力成本提高逐漸外移，母親的工作就非常辛苦，差別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