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文化部部長鄭麗君：人需要冒險，但冒險是要有準備的
圖片來源：廖祐瑲
兩次行腳都不是我個人要去，都有外在目的。第一次「逆風行腳」是2008年年初，源於政治訴求，一群年輕人要去行腳，所以我辭去青輔會（今青年發展署）主委，陪他們在除夕夜從鵝鑾鼻燈塔宣示，隔天大年初一出發。那次走了22天，510公里，走回台北。這是我第一次這樣在台灣的土地上行走。
行腳前後大不同：踏實感
第一次行腳因為沒有經驗，第一天就從鵝鑾鼻走到屏東楓港，走了40公里。走到第5公里時，就有人腳起水泡，大家還很浪漫，在起水泡貼OK繃的地方簽名拍照。等到當天晚上，幾乎所有人都起水泡，一坐下來，腿就僵硬到無法行走，偏偏晚上住的小旅館又在5樓，沒有電梯，只好倒著走，用屁股慢慢蹬上去（笑）。
走完後，我爸媽說：「以後不可以再走了。」沒想到一年半後，林義雄先生邀我再發起「千里苦行」。我想起大學時，我曾在台灣大學校門口抗議絕食7天，當時林義雄先生還不認識我，卻在第3天加入，陪了我4天。
我是個小女孩時，他都願意陪我，這次我不能拒絕，就加入他的「人民作主」運動。這次是從台北出發環島一圈。
我們花了49天，走了1,031公里。在兩次行腳前，我對台灣的感情是比較抽象的。我在台北出生、長大，在大學階段開始有台灣意識。但透過兩次行腳，我更清楚台灣對我而言意味著什麼。這份踏實感，是行腳前和行腳後最大的不同。
作為一個公共事務工作者，這對我是一份非常重要的禮物，我也想把它送給關心公共事務的年輕人。
我選了斗笠，這是個非常重要的象徵。首先，台灣農民戴的斗笠有自己的特色和風格。它象徵著台灣農民的草根精神。
其次，斗笠作為一個運動的象徵，它代表人民作主，也就是這個國家的主人是人民。對我來說，它也代表了一份傳承，是我在林義雄先生以及他所發起社會運動中的學習。
社會運動不是只在逼迫當政者低頭，更是走入人群去宣揚理念，在其中不斷淬鍊和提升自己的人格。
4個體悟，重新親近土地
兩次行腳中，我有4個人生體悟。
第一個是親近土地、認識土地。我找到和土地連結的那份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