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媽：我畢業要做公益組織──從我決定休學的那天說起

在尼泊爾的時候，我總是忍不住往那頂亂石崗上的帳篷跑。不管離天黑的時間多近，我總會下意識地找到藉口繞過去。「我去看看家訪的志工有沒有問題」、「我順便拍些照片，等等自己回去」、「今天跟翻譯去一趟」諸如此類。

我不敢明言，在震央的日子，我需要些許陽光；而真正可以照進我內心的耀眼太陽，往往來自最深的黑洞。地震之後，Susmita的父親半身癱瘓，原本姑且稱之為「家」的地方被夷為平地；媽媽生病而且輕微失智、弟弟依然年幼。在一張撿來的帆布底下，一家人在堆滿雜物、潮濕不堪的泥土地上住了下來。是媽媽每天為那裡的地主工作，才換取搭一頂帳篷的權利。

我彎下腰，朝帳篷裡面張望，一股臭酸味立刻撲鼻而來。看到孩子們住在不如牛舍的地方，而自己卻沒有能力做些什麼，那滋味並不好受。對於像是這樣一個二十歲的臺灣學生而言，那是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卻也是真實無比的世界。

Susmita有一頭捲髮，看似重重地壓在她瘦削的身體上，直到她轉身，看見她那被公認為全校最燦爛的笑容後，一切才得以獲得平衡。地震之後，她把書包掛在沒有門的帳篷外頭，每一天都穿著髒兮兮的天藍色制服，牽著弟弟的手，準時出現在學校。即使情況再糟，她仍不打算放棄自己。

有天黃昏，我伴隨社工一起經過Susmita的家。那時，她正在帳篷外頭洗澡，一看見我們，就想衝出來。我們嚇了一大跳，一群人驚恐地叫她快回去，沒穿衣服不要跑出來！「掰掰！掰掰！掰掰！明天見！」她一次又一次奮力揮手大喊，聲音穿透擱淺在沙塵路上的夕陽餘暉。

大家笑到不行，那個當下，破碎的大地失去了它最後一絲悲傷，而我也失去了最後一點討厭人生的能力。就算這世界再現實，也還不至於殘酷。Susmita只有一個選擇，但她至今仍在前進，而我憑什麼在迷惘面前放棄自己？又憑什麼害怕迷失？

出了社會，「真我」失而復得

選擇創辦遠山呼喚，並且把一個非營利組織從學生時期帶進社會，這是一段驚心動魄的過程。我一直覺得在大二那年之後，我跟我的共同創辦人Emily就已經走出了校園。很多時候，學生這個身分是塊免死金牌；但更多時候，學生身分也成為了自爆彈。「還是學生，不要來耍嘴皮子！」就算被這樣的話吼完，也只能默默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