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幾樣怪癖，你會比較快樂！蔣勳：35而立，就是回來做自己

1976年底，我回到台灣，當時還不滿29歲。我可以去大學教書，但關於藝術的課很少。要當專任教師，必須再教些非藝術的課程，像中國通史、國父思想，我想說完蛋了，怎麼可以接受這樣的工作？所以寧可在好幾個大學跑來跑去兼課，但教我喜歡的東西。

這有點「邊緣」的角色，讓我變得更大膽。比如我曾帶著淡江大學建築系學生做飆車調查，要他們訪問飆車族。剛開始學生覺得很難，因為在體制中順利走上來的人，忽然要跟體制外的人對話，但等到他們報告時，我卻覺得很感動，因為他們看到了不同經驗下成長的另一群人。

我用這種既像在體制內、又像在體制外的方式教學，帶著學生關心的不是將來怎麼做個成功的建築師，而是怎麼思考人跟空間的關係。

30歲上下的我，想的不是自己怎麼進入體制，而是我在體制與非體制之間，能不能拔河得更久。

夢想與體制之間的平衡

當時的我們一無所有，社會也沒有安排好位置要我們坐在上面。一無所有帶來的狂喜是一切從零開始，所以不怕失去。這反而是種生命力，讓我們敢大膽地有各種「非分之想」。

夢想跟體制，就像天平的兩端，怎麼樣讓它微妙平衡，是我在這一代身上看到的兩難。這幾年我常到竹科上課，有點在扮演讓天平搖動的角色。我知道大家要的是體制，但我又要告訴大家，當你在體制內愈成功、愈順利，生命力愈容易被削減。

這是個矛盾，包括我自己也是。35歲時，我受邀去東海大學當美術系的創系主任，這是我一生最大的抉擇。因為是創系，我很開心，但7年後我決定辭職，因為我忽然發現自己已經在體制裡。我的思考是：不能不進去體制，但生命力不能被削減到沒有。

這幾年我出版《孤獨六講》，沒想到是很多30歲左右的人在看。孤跟獨，本來在儒家是非常不好的字，但西方講“solitude”這個字，「孤獨」是因為「唯一」，裡面有自負的含意。個人尊重社群，但不一定非要被社群吃掉。

也因為這樣，你問我對「35而立」的詮釋是什麼？我覺得是回來做自己。35歲以後還不知道做自己是怎麼一回事，會很辛苦，你的榜樣永遠是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