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詩的王丹，生命更從容

我對自己本身有個鞭策，就是不放棄寫詩。只要有時間、機會，我應該寫。我不能完全做什麼事都是為了社會，應該有一些為自己的東西。我本身就喜歡讀詩、寫詩，這是我個人的愛好。再來，人活在這個社會上，會遇到各種事情，有時開心、有時不開心，就會積累很多情緒，這些情緒不宣洩出來，不是一種健康的行為。詩歌是一種有情緒宣洩的方式，對我來說，滿必要的，人也會平和一些。

Ｑ：你從大學到博士班都研究歷史，接觸歷史讓你感到有興趣、自在的原因是什麼？

Ａ：對歷史有興趣是受我母親這一系的影響，她是北大歷史系畢業的，我外祖父也是學歷史的。我從小就看很多歷史故事，家庭的影響很大。歷史本身是很有趣的，很廣博，什麼事情都包含在歷史之中。很多事情過去了再來看，比看現實更有意思。很多現實是看不清楚的、沒有什麼道理可言的，但從歷史是可以學到很多。「以史為鑑」，講得很爛的一句話，但確實是有道理的，只有以史才能為鑑。

Ｑ：你比較傾心那段歷史，自己從中獲得比較多的對應？

Ａ：我一直對於大陸30年代的知識份子比較有興趣，我一直認為，上個世紀一百年裡，中國知識份子最輝煌的兩個時期，一個是30年代，一個是80年代。

80年代是我後來經歷過的，比較接近現實的；但從歷史角度而言，30年代這批以胡適為代表的知識份子，對我吸引力比較大。主要是因為他們反傳統、反主流這種特質，和我個人的理想比較貼近。另外，30年代的知識份子社會影響力也是發揮得較淋漓盡致。

我欣賞的是他們鮮明的自由主義取向、精彩的個人特色、以及對現實社會的關懷。現在很多知識份子不但不夠精彩，關心的也都是和現實沒什麼關係的問題，像後現代這些。

Ｑ：你在獄中擬定了龐大的讀書計畫，很多是歷史方面的書籍，為什麼有這樣的規劃？

Ａ：我當時目標挺明確，因為我沒有上完大學，才上兩年就進去了，所以我給自己定了計畫，基本上把一些基礎知識補齊，所以像《資治通鑑》、《二十四史》、世界通史等我都計畫要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