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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序為1月中旬,灰色的台北傍晚,王丹應《CHEERS雜誌》的要求到戶外拍幾張照。「每次最難的就是在戶外拍照了,」王丹客氣的語氣中難掩幾許難為。<br>身著襯衫、夾克、牛仔褲,肩上背個書包,王丹看起來像任何一個捷運站裡等車的大男孩。只是因為拍照,才引起幾位街頭的民眾駐足指點:「他不就是王丹?那搞民運的……」。<br>台灣人熟悉的王丹,一直就是13年前那位「六四」事件中的學生領袖。但台灣人不熟悉的,是5年來曾經造訪台灣6次、只能把台灣當成唯一親近土地的王丹;不熟悉的,是在「民運的王丹」與「個人的王丹」角色裡掙扎的王丹。<br>王丹當年的同伴們,有不少人選擇了完全的個人生活。王丹也曾對自己一言一行不斷被擺在眾人目光前衡量而不自在、猶豫過。<br>但是朋友的一席話,深深影響了王丹,「你今天能有這樣大的名聲,並不是你個人的成就,而因為你是這個運動的象徵,」朋友對他說,「你如果不做這些事的話,這些資源就白白浪費了。」<br>所以王丹勇敢、樂觀地選擇接受這兩個身份。<br>作為一個「社會的王丹」,他為擁抱社會而蓄積能量,期待終有一天能回到中國大陸,促進民間社會更大的進步;而作為一個「個人的王丹」,他寫詩、寫散文,在這個文學被藐為無病呻吟的台灣社會裡,王丹的文字閃耀著我們已經匱乏很久的、年輕知識份子的血色,讀他的作品令人又高興又惆悵。<br>王丹今年已經34歲了。他明亮的雙眼依舊有神,但是更加從容。
寫詩的王丹,生命更從容

我必須說,監獄裡是最好的讀書環境,沒有任何環境比監獄裡更適合讀書了,絕對心無旁騖。那個環境出來之後,就再也得不到了,所以我還滿懷念那段讀書日子。

另外,雖然失掉身體上的自由,但讀書仍可以享受精神上自由。這一點是歷來統治者想不到的,你很難用監禁的方式改變一個讀書人,只要能讓他看書的話,很難剝奪得了他對自由的享受、不容易讓他吃到苦。對我來說,覺得和在大學裡沒有太大區別,就是更能讀書、腦子的活動比在監獄外更活躍而已。

經過這麼多年的獄裡讀書,也成熟、成長很多,表面上看是因為坐牢,但也是因為閱讀的結果。透過讀書,你接觸的知識越廣,才越知道自己讀書的有限,人才能變得比較謙虛、比較知所進退。

Q:你1998年到美國以後,到台灣6次,次數這麼頻繁,能不能談談你對台灣的感覺?

A:我可以接近的中文世界中,現在也只有台灣了。對我來說,台灣是大陸的一個窗口。台灣社會發展走過的歷程,大陸以後應該都會走相當類似的道路。台灣的經濟起飛、政治衝破一些禁忌,這樣的模式,大陸以後也會走。所以對我來說,是一種很幸運的感覺,可以提前看到一些大陸要發生的事情,看台灣就感覺看到大陸的明天。這對我回到大陸還是很有幫助,這也是為什麼我對台灣這麼有興趣的原因。

尤其是近幾十年來,國共內戰以來,台灣背負了很多不是原來台灣、中國的東西。作為一個研究對象、觀察者而言,也很有價值。

<spanclass=’Doc1’>王丹</span>

1969年生於北京。

1987年進入北京大學政治系,後轉入歷史系。

1989年在「六四事件」被捕、1993年出獄。

1995年再度因參與民運被捕,因「陰謀顛覆政府罪」被判處11年徒刑。3年後,1998年以「保外就醫」身份赴美就醫。

2003年,現為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研究生、「中國憲政協進會」主席、《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

在台灣出版書籍有:《王丹獄中回憶錄》、《眾弦寂靜時的喧嘩》(新新聞),《我在寒冷中獨行》(九歌)及散文集《我異鄉人的身份逐漸清晰》、詩集《我與深夜一起清醒》(大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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