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跳級生

他有點遺憾指出，多數家族第二代選出的立委，幾乎還是每天坐飛機通勤，目的不外乎婚喪喜慶或者選舉的佈樁，影響所及，問政格局永遠只有地方層次的思考。張麗伽也觀察到類似的情形：「質詢內容太local了」。因此，如何擺脫外界對他們既定的黑金或派系包袱成見，也是他們對自己應有的期許。

沈富雄提醒：「30歲當選，若做到60歲退休，你至少要再連任10次，若一直維持這種地方的問政格局會很可悲。」

四十歲退休

但是，和上一代的政治人物相比，顯然，權力跳級生把政治當作一生職業的意願沒有那麼高，更不希望那是一條不歸路，多數人都希望在40歲左右退休，有的還積極預備第二專長。

孫大千就是一例，即便他的政治狂熱比其他人高，但選完後，他還是回過頭積極完成他未完的博士論文，「以備未來不時之需」，或許也說明了政治這個行業的高風險特質。

然而，如果從工作的意義來看，政治這一行卻是可以「立千秋」的工作，眾人生活乃至國家前途都在它的影響範圍內，但如何保持清醒，不只考驗權力跳級生，也是所有政治工作者的挑戰。

1918年，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在德國慕尼黑大學一場「政治作為志業」的演講中，提出「意圖倫理」與「責任倫理」兩個概念，提醒政治人物可以因為個人目的或政治狂熱去追逐所想要的目標，但也不能忘了權力所賦予的使命，以及必須考慮所採取手段的千秋後果與效應。

因此在韋伯眼中，一個成功的政治工作者必須具備的三個條件，除了「熱情」外，更重要的還有「責任」與「冷靜的判斷力」。

即便相隔近一個世紀，韋伯的提醒，依舊值得台灣的政治工作者再度深思。

施明德的權力提醒：權力可以移轉，聲望無法繼承

對於權力的運用，我想，「美麗島辯護律師世代」是比我這一代務實很多，因為我們有我們的歷史地位，這是他們追不過的，所以他們就必須用權力來鞏固自己。而新世代的政治人物，由於沒有前一輩的豐功偉業、也沒有可以模仿的典範，所以相對就變得比較像演員，一切思考以討好選民、媒體為主，變得媚俗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