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風險」到「影響力」投資：英國創投之父如何看見未來

創投是二戰後的產物，並於一九七○年代和一九八○年代立足矽谷。之後，隨著投資小型、高成長科技公司的想法蔚然成風，創投概念也散播到世界各地。這些早期創業家除了具有科技原創性，他們的本領更是要讓投資者相信，可以靠為其願景注入生命力來賺錢。投資者則衡量風險的威脅和潛在的報酬，根據利潤評估是否看好。當他們決定投資那些處於早期階段的科技公司，他們實際上是憑藉信心，放手一搏。

在一九八○年代初期，我就是這種投資者之一。我共同創立的公司安佰深集團投資了近五百家富開創性的新創公司，每家公司都想在各自領域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而我們的投資包括P P L治療機構（PPL Therapeutics），該公司孕育出世界第一隻複製羊桃莉、蘋果公司和美國線上服務公司（AOL）。

我成為創投家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認為這樣不僅能對社會產生正面影響，還能擁有良好的財務狀況。安佰深集團資助了數百名打拼致富的創業家，以及與這些創業家共事的人和他們的社區。他們在各式新領域創造了數千個工作崗位，包含科技、零售、媒體業等。我相信提供新的收入來源和工作機會來改善人們的生活，會讓整個社會變得更好。

然而，隨著歲月流逝，我看到貧富差距愈來愈大。對於許多身處社會金字塔底部的人來說，有些公司的發展最終未見其利，只見其害，使他們的處境變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在英國，即使福利國家的衍生作為提供了安全網，貧困仍然是巨大的挑戰。同時，需要扶助者的經濟機會也未能有意義地增加，而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世界其他地方。儘管美國的新興科技業創造了六千萬個工作，但社會和經濟的不均仍在蔓延。

部分問題是供需關係造成的。由於科技工作者所需的新技能仰賴更高階的教育，因此供不應求。另一方面，各公司競逐人才推高了科技人員的工資，但低成長產業的工資卻在下降。儘管在全球化、取代勞工的新科技、股權資本的流動和廉價債務的共同作用下，提升了超級巨富的財務報酬。然而，對合格人才的競相爭取，卻孕育了一場讓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完美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