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瞿友寧：親愛的奶奶，最後把我的刺變軟

25歲前，年輕的瞿友寧驕傲、不可一世，與家人間疏離多過親近。隨著經歷事業低潮、奶奶過世累積而來的體悟，讓瞿友寧逐漸找回自己的本質，作品呈現出的溫度，更能剛好扎入人心。

現在的瞿友寧，學會平靜地去體會老天爺的安排，也懂得珍惜身邊的美好。

小時候家裡還滿苦的，一個星期只開伙一次，這時媽媽會準備10個便當盒，讓我每天中午、晚上各吃一個。但當我把便當送去蒸後，其實根本不想拿出來，因為拿出來的便當通常會有點酸或硬掉、高麗菜還變成黑色。那段辛苦的生活中，奶奶帶我去看電影這件事，就變成一個很浪漫、逃脫現實苦難的過程。

爸爸很早就過世，所以媽媽其實很嚴肅、很兇，碰到我做錯事，她會把我吊在樹上用皮帶或小竹條抽打，抽到全身流血；奶奶則很疼我，像慈母一樣把我從樹上放下來擦藥。

國小畢業後，我就開始叛逆，常在外面玩，高中又很常往外跑，半夜偷溜出去夜遊，從一開始開著大門正大光明出去，到拿枕頭、衣服變出一個人型放在床上，再鎖上門、翻牆出去，就只是想逃離，有段時間跟家人的關係是不好的。

跌落高峰，用6年時間尋回人的溫暖

大二時，我得到新聞局優良劇本獎，那是30萬元的獎金，隔年參加也得獎，第4年再參加又得獎。那時得獎的大多是陳玉勳、林正盛、李安等導演，我只是個學生，卻在人才薈萃的比賽中得獎，氣燄因此很高。

25歲，我拍了人生第一部電影《假面超人》，在當時是台灣最年輕的導演，連帶覺得自己好像沒有什麼做不到。但電影慘敗，票房只賣了4萬9千多元。更重要的是評論，影評人分析說這個導演不會拍電影，台灣電影就被我們這些人害慘了。

當你在一個被捧得很高的情況下聽到這段話，就像被丟到谷底，所以，當時我決定不要再拍任何戲劇或電影，只接接案子。

我以為我大概就只能這樣了，可是後來的6年（1997～2003年）中，我拍了很多罕見疾病小朋友的紀錄片，為了在很短時間內讓他們相信我，更需要用真心去讓他們接受我。這個過程讓我開始感覺，親近人是件很需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