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有具同理心的樂觀，別轉身離開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提供
蓋茲夫婦，不只捐款，更親身參與規劃與執行。2014年夏天，美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畢業典禮邀請蓋茲夫婦擔任演說貴賓。當科技及全球化成為雙面刃，除了帶來文明進步，同時也引發各種貧富不均後遺症時，面對台下這群即將出發、引領未來的菁英，他們以這些年來的親身經歷，分享兩人對於何謂創新、何謂樂觀，一路走來的體會與詮釋。
在台灣，同樣出身軟體工程師，具備創業家身分的和沛科技執行長翟本喬，也對創新抱持樂觀主義。曾服務於Google總部、長年居於美國西岸的翟本喬，在這場演說中，有更多對於科技、社會、人文以及教育的觀察，以及從中延伸而出的台灣觀點。
比爾與梅琳達．蓋茲夫婦
演講菁華
時間：2014年6月15日
地點：美國史丹佛大學
比爾：在這所大學中，總是有許多不凡的事發生，但如果要我和梅琳達用一個字來形容對史丹佛的熱愛，那就是「樂觀」，這是種富有傳染力的精神，因為幾乎所有問題都可以用創新來解決。這也是驅動我在1975年離開波士頓郊區的大學，並且永遠輟學的動力。
“It's the optimism. There's an infectious feeling here that innovation can solve almost every problem.”
當時我相信，電腦與軟體的魔法將賦予人們力量，並且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那距今已有40年，我和梅琳達也結婚20年了。現在，我們比以往更樂觀，但在我們的人生旅程中，對樂觀的定義也有所進化。
當初和保羅（Paul Allen）創立微軟時，我們的目標是把電腦和軟體推廣給一般人，那時只有大企業才購置電腦。我們想讓這種力量普及到社會大眾，並讓電腦運算大眾化。
在1990年代，我們目睹電腦對個人創造的巨大效用，但這樣的成功同時也造成新困局。如果富人小孩擁有電腦，而窮人小孩卻不能，這種科技會加劇不平等，而這牴觸了我們的核心理念，科技的好處應該廣及所有人。
我在1997年首次前往南非時，就開始關注「數位落差」。當時我住在約翰尼斯堡最富有的一戶家庭中，正是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上台、結束種族隔離後只有3年的時候。當我同主人共進晚餐時，他們使用鈴鐺來使喚管家；晚飯後，男女分開而男人們開始抽雪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