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有具同理心的樂觀，別轉身離開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提供
第二天，我去了索韋托（Soweto），是約翰尼斯堡西南方的貧窮小鎮，那裡曾是反種族隔離的中心。儘管兩地路程不長，但從進到索韋托那一刻起，一切都令人無比震驚。我覺得我來到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索韋托之行，讓我意識到自己竟是如此天真。微軟向那裡的社區中心捐贈電腦和軟體，和我們在美國做的事情一樣。但我很快就明白，這裡不是美國。
我曾經讀過有關貧窮的資料，卻未曾親眼目睹貧窮。
“I had seen statistics on poverty, but I had never really seen poverty. ”
那裡的人們住在用鐵皮搭建的房舍裡，沒有電、自來水、廁所。人們幾乎赤腳不穿鞋，根本沒有街道，或者只能說是一些泥土路。
我曾說，我們面臨的重大決定是，科技是否會讓開發中國家落後？但我沒有說的是，我們並未注意到非洲每年有50萬人死於瘧疾。即使如此，我們還是確信，我們要為他們帶來電腦。
在前往索韋托前，我自認很理解世界所存在的問題，但直到那時我才明白忽視了最重要的問題。我問自己：「你還認為創新能解決世界上最艱難的問題嗎？」我向自己保證，我會找出更多讓人們脫離貧窮的方法。
之後，我又有一次去南非，到一家住有很多多重抗藥性結核病（MDR-TB）患者的醫院，這是一種治癒率不及50％的疾病。我和一位30出頭的病人交談，她曾是肺結核病醫院的員工，因為咳嗽而病倒。醫生告訴她染上多重抗藥性結核病，後來又被診察出患有愛滋病。明知她活不了多久，很多結核病患者卻等著她即將空出的床位，這是個有候位清單的地獄。
只是，即使目睹這個地獄，也不能減少我樂觀的心態，相反地，它驅使我樂觀前行。離開時，我在車裡跟與同行的醫生說，我雖然知道多重抗藥性結核病是一種治癒率低的疾病，但我們一定可以為這些人做些事。
事實上，今年我們已進入新結核藥物研發的第三期，那些病人不用再為了投藥18個月僅有50％治癒率的藥，而花費2,000美元（約新台幣62,000元）；我們的新藥物花費不超過100美元（約新台幣3,100元），就能在6個月後達到80、90％的治癒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