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窮光蛋博士研究生－－台灣男孩在麻省理工學會的事

我們在現場立即發現診所的情況和我們想像的不太一樣，例如免費服務只提供給定期參與健康問卷調查的家庭，其他未參與問卷調查者則須付費；凡參與問卷調查的病人都有一張電子會員卡，而沒有參與的病人的就診資料全都是用紙本填寫。其中的差別待遇很明顯。

回到我們在奈洛比下榻的公寓，馬上開始討論第一天的所見所聞。

「這並不是我們當初想像的一個單純幫客戶成長的挑戰。」尼拉夫說，「顯然情況更為複雜。」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把原先準備的幻燈片給他們看。」亞歷克斯說，「那個天真無知的幻燈片只會讓我們丟盡了臉。」

「我們要如何繼續幫我們的客戶呢？」西德尼問。

「我覺得我們必須再多聆聽，才做決定。」尼拉夫說。

之後的幾天，我們刻意把原來準備好的「框架」丟掉，隻字未提，也拋棄一切假設。我們只是聆聽診所不同人的觀點。

接下來，我們打算親自面談一些貧民窟的家庭，聽聽他們就診（或不就診）的決定。因此我們製作了一份問卷調查。診所也介紹了幾位當地社區的志工給我們，幫我們把這份問卷翻譯成史瓦希利文。

那天下午，我們和志工坐下來，逐題討論問卷的架構。一開始的情況十分不妙，我們花了很長時間解釋我們的用意，但志工們不是很了解。而且他們也有自己的意見，結果演變成雙方無法達成共識的僵局。

最後，我們建議把不同意之處延後討論，先敲定整個問卷再說。之後，進展便順利了許多，他們更了解了我們的意圖，也在問卷裡回饋了更好的問題。

進入貧民窟找答案

隔天，我們分成四個小組，一個人跟著一個志工去和不同的家庭面談。我們在志工的指引下，進入了貧民窟的中心。那裡的房子一格一格的，周圍是黏土夯成的牆，屋頂是用鐵皮覆蓋。因為沒有窗戶，室內非常陰暗，有時只靠一盞煤油燈。一兩坪大的空間既是廚房，也是附了小電視的客廳，還是擠著父母與四、五個孩子的臥室。

我們的人從問卷問題導入，隨行的志工則用史瓦希利文翻譯成給面談者，再把答案譯成英文給我們做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