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回到長榮手上之後】郝明義：別再用「大家長」語氣把空服員當不懂事的「孩子」

美國／38
日本／97
韓國／336
英國／362
加拿大／569
德國／2973

而我們台灣同一時期的罷工次數則是「6」。

（來源請見：台灣罷工年僅2至3件 學者：因工會組織率偏低）

台灣常常拿各種指標和韓國來比較，而韓國同期的罷工次數是台灣的將近60倍。從這一點來看，韓國早把自己視為「先進國家」，根本不把台灣當作當年四小龍同級對手，不是沒有原因。

也正因為我們社會的罷工次數這麼少，所以許多人不適應罷工的不便，遇到罷工造成不便，就會先習慣性地責怪罷工者「貪得無魘」、「自私自利」，卻完全沒意識到自己已經成為「功德院」的勸募主，而自己也是「功德院」的受害者。

這就是為什麼長榮空服員罷工所做的事，不只首開民營交通事業罷工的先例，也超出我們社會經驗之處。

三、近５年來我一直說台灣社會的主要課題是不同世代的價值觀衝突

過去的世代相信「穩定、秩序、尊重權威、自上而下的分配」，形成陸地思維及其價值觀。

而新的世代則是相信「變動、自由、個人意志、公平透明的分配」，形成海洋思維和價值觀。（詳情請見下圖。）

這次長榮空服員罷工，正是海洋思維對陸地思維的另一次正面展示。而由於長榮長期清一色只錄取女性空服員，使得這次展示還是一次粉紅力量的海洋思維展示，格外戲劇化。

現在球回到長榮手上，長榮有兩個處理的方向。

一個方向是繼續堅持陸地思維，繼續把這些空服員看作是不懂事的「孩子」、「女兒」，所以只待事件落幕，就要大肆清理，「糾正」孩子的思路。

今天還是六月。而今年六四三十周年的時候，有些人的回顧可以給長榮參考。（建議閱讀：六四30週年特輯之八：中國百姓 同情多於行動的旁觀者）

回顧那年學運的失敗，有些人遺憾當時沒有工人參與。

在討論中，可以看出有些原因和學生自己設定的策略有關，但也可以看出那時中共對工人的處理有多麼鐵腕：

「當時只有一些零散的工人市民去支持學生，而大企業的工人都不敢。為什麼？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親自下了命令，哪一個工廠的工人要上街，首先開除這個工廠的黨委書記和廠長，然後處理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