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唸書得到的震撼教育：在台灣，我們太常通融自己了

儘管我沒有因為這樣聒噪的性格吃過虧，至少明面上沒有被檢討過，但就是愈說愈少，從研究所到工作環境，從大阪搬到東京，我意識到自己愈來愈謹言慎行。這樣的改變，我想大概就是一種適應並且接受這個社會的方法，讓自己愈來愈像個日本人。

這樣的修正不見得會讓所有人接受，畢竟許多人喜歡作自己。但我本質還是一個台灣人，不是想變成日本人，只是不想讓自己顯得突兀。如果我決定在這樣的環境下生存，那可能就會需要這些保護色。

在日本，與人相處絕無僥倖空間

在研究所第二年的時候，研究所的老師在尋找台灣學生當翻譯。因為當時符合條件的學生只有我，我只好承擔下這份工作。但翻譯工作連續三天，所以中間有一堂指導教授的課必須請假，我想這是其他教授拜託我的工作，就很自然地認為教授沒有不同意的理由。

結果前一天請假時，我卻收到教授非常嚴厲的回信，他認為如果我輕易請假的話，表示對這堂課不重視，他會把我的這一堂課當掉。我當時有點懵，因為這是學校招待的台灣交流團，我也是協助學校的工作，不是因私事翹課，結果卻要因為出公差而被當掉，當下真的覺得莫名其妙。

經過我詳細詢問之後，才了解這樣的情況應該要在答應工作前先詢問指導教授，甚至由負責這次交流事務的教授親自去跟我的老師借人，才是足夠的尊重。這一次的事件不單純是我的過錯，事實上也是在給那位負責的教授一個警告，這是禮貌的問題。

在日本，必須謹守人與人之間的禮節，過問別人或是進行牽涉到別人的事情之前，一定要先詢問、取得首肯。

我算是指導教授的人，其他教授就不可以輕易的指揮，這就是日本人彼此之間的分界。

這樣的事件讓我學會：要在日本生活，絕對不能夠便宜行事。在台灣，常常會有可以通融一下的想法，不管是約會時間、文件繳交期限、看診時間，甚至是上美髮院的時間，即使規定、約定好了，偶爾還是會自然而然覺得有容許遲到的空間。或是在明知道自己犯錯的情況下，還會狡辯或希望這種小錯誤可以被原諒的苟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