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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是立志做這行的人,卻在冰冷的化妝室一待三十年。從替罹癌丈夫穿壽衣開始,到推動台北設立女性殮工制度──桃姐說,她從不偉大,只是想讓死亡別那麼丟臉。

記得那天,我低頭幫丈夫穿衣,手在發抖,那不是害怕,而是滿心的哀慟,共度多年的伴侶,如今竟成了我要仔細服務的「遺體」,那一刻,我心裡浮出一個念頭:女性亡者,是不是也應該由女性來服務?

尤其是一些年輕女孩,或是面對生理上的細膩差異時,同為女性的我,也會希望人生最後一次被碰觸,是來自一雙能理解、能共感的手。

我第一次在殯儀館看到年輕女性遺體躺在鐵床上,男同事正熟練地擦拭、穿衣、打理。他們的動作沒有惡意,但我站在角落,心裡卻是一陣抽痛。那是一種說不上來的怪異感。

她才二十出頭,還沒結婚,死後卻要在陌生男性手裡被擺動、擦洗、解衣,再一層層穿上壽衣。她的身體似乎還帶著餘溫,指甲殘著淡淡的紅色,眼睛微睜。我不是講究什麼繁文縟節,只是在想:如果是我,一定也希望幫我的人是同性。

這件事我放在心裡很久,當時的制度是「誰有空誰做」,不分性別,本來想就算了,直到那天,我處理一位車禍身故的少女,我真的受不了了。

她臉部有擦傷,手臂骨折,家屬只求她能乾乾淨淨地走,我幫她抹粉,身旁男同事正準備幫她換內衣,我瞥了一眼,淚水差點掉下來,她還這麼年輕,死後卻要在異性面前如此裸裎,即便我們是處理遺體的專業人員,也該有所約束、有所敬畏。

於是我轉頭去找了長官,那是我第一次主動敲開那扇門,不為請假,不為排班,而是為了一件「沒人敢說的事」。

「女生的遺體,應該由女性來處理。」我平靜但堅定地對長官說,「至少基本的清潔、穿衣,應該尊重性別差異。我不是來製造麻煩,或想改革、或要抗議,只是覺得,如果是我走了也希望如此。這是一份體面。」

沒想到,這份心聲真的被聽見了。時任社會局長陳菊直接簽准:同意設立女性殮工制度,並徵求志願者,我毫不猶豫地填了表。在那張表上,我只寫了一句話:「願意進入女性殮工組,提供女性遺體清潔、穿衣、基礎化妝服務。」

民國八十二年,那個簽名成了我與這冰冷房間最長久的牽絆。我沒想過會留下來,更沒想過一待就是三十年。我們殮工不談情緒,也不談榮耀,但我們知道手下的分寸。那天我說出口的,其實不是要求,而是一個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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