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工作更愛你

章純如的先生在科技業工作，兩人個有一個3歲大的小男孩。因為雙方工作都忙，每天誰去接、誰去送，都要視對方的工作狀態而定。至於家務，章純如的作法是「能外包，就外包」，她請了彭婉如基金會的阿姨1個禮拜打掃1次，每次只需要台幣1,000元。

無法外包的部份，「一定要去訓練先生，不能把所有擔子都放在自己身上，」章純如說。「我常去教育他，以前是以前，現在是現在。」

某個角度看，章純如有幸運的一面，因為先生不曾要求她當個「賢妻良母」。「他一開始就知道我不是這樣子的人，」章純如解釋。反而是先生本來在業務上有長駐大陸的需求，因為她不同意，後來就換了工作。

「新好男人」衝擊反而愈大

其實，要適應這種新的相處模式，愈是意識到「時代轉變」的「新好男人」，愈是感受到衝擊。

台達電子公共關係資深經理周志宏，已經是很多人眼中的好先生、好爸爸。但在他心中，還是常常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如果小孩學校有活動，周志宏大概10次當中，10次都有意願，然而常常因為工作耽擱，真正成行可能只有2次。不同的是，工作一樣很忙的太太卻會排除萬難前去，免不了對他有幾句小小的抱怨，他也因此覺得愧疚。

男性從來都被教育以公事為重，周志宏對自己也有很高的責任感與要求。在這樣的標準下，與工作表現權衡時，家庭的比重能夠提到多高？在內湖科學園區工作，每天盡可能準時下班，好通勤趕回新竹家中，爭取與小孩相處時間的周志宏，同樣常常陷入這樣的思考。

在各種工作改變兩性關係的效應中，台灣有個額外多出的面向——因為兩岸產業分工的經濟結構，「外派」成為許多人生涯上的必經路徑，也因此為家庭的發展、婚姻的維繫投下一個變數。

外派的變數

「中國現在是唯一可以賠錢作生意的國家，」美國優利系統大中華區副總裁暨總經理王嘉昇說。「我們在台灣做10million（1千萬美元），還不如在大陸做3million（3百萬美元）受老外重視，」他很直率地道出跨國企業眼中，兩岸在市場規模上競爭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