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移民，也能到新加坡工作

但仍有某些東西，物質難以彌補。公司內有一半的員工來自歐美國家，在異地工作的心情正好和蔡孟澤形成強烈對比。「看他們非常享受的樣子，有點想不通他們怎麼可以這麼快就融入當地生活，」蔡孟澤苦笑說。來到新加坡工作快2年，全家也跟著移民，但他心裡仍有隱隱約約的不安定感，「還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到台灣工作。」

尋求生涯另一次跳級

然而，科技業的人才移動不過是冰山一角，更多來自不同領域、面臨發展瓶頸的台灣人，在新加坡找到新出路。

目前在新加坡公立小學擔任華語教師的張嘉軒，從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畢業之後，成了名符其實的流浪教師。她總是少了那麼一點運氣，怎麼也考不上正式教職，曾有一次只差不到1分就能考上台東的學校。長達3年的時間，她拎著教具全省走透透應考，「真的覺得累了，」張嘉軒說。

有天她在批踢踢社群網站上看到新加坡徵求華語教師的消息，便跑去報名，結果又是另一番波折。3月報考，5月時對方要求她提供護照號碼，她正高興自己終於能擺脫流浪教師的命運，沒想到1個月後對方通知她沒考上，「心情就像洗三溫暖一樣，」張嘉軒回憶說。

失望的她只能退而求其次，準備考試，出國念書。1年後，她竟然接到來自新加坡的電話，再度請她過去考試。這次她終於如願以償。

但是，在新加坡教書承受的龐大壓力，卻非她事前預料到的。學校和民間機構一樣，論績效給薪。每年有績效評估，老師要填寫自評表，像是過去一段時間做了哪些事情、有什麼貢獻、有哪些創新教法、和家長的互動情況等等。表現好的才有「花紅」（bonus）可拿。

不僅如此，老師還要應付來自家長的壓力，甚至有家長認為老師功課出太少，向學校投訴，「這裡的競爭壓力不比台灣小，就怕小孩子輸在起跑點上，家長要求很多，」張嘉軒說。

這是她生平第一次出國，從未獨自一人面對這麼多事情，壓力大到晚上頻頻作噩夢，夢到自己口試時舌頭打結、試教到一半話說不出來。有天在大街上找房子，突然接到父親從台灣打來的長途電話，顧不得路人目光，當場哭了起來。也曾想過放棄，但她念頭一轉：「回去不會更好，待下去也不會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