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勳vs.吳建衡：為夢想留空間，為自己創造故事

他們都是冒險家，不斷挑戰自己；也在冒險之際，重新發現自己。回頭看，蔣勳對走過的路，有許多思考與沉澱；向前看，吳建衡對未來要走的路，有困惑更帶著期待，一來一往間，一場世代間的激盪於焉展開。

這場對談能順利促成，背後還有一段小故事。

有感於近來台灣社會對青年就業議題，大多抱著批評、負面、悲觀的角度，《Cheers》雜誌希望藉此為年輕人提供不同的觀點，採訪邀請一發出，吳建衡正在馬來西亞、緬甸用電音三太子宣傳台灣，很快便決定更改行程，提前回到台灣。正在美國、新加坡演講的蔣勳，也爽快同意。透過幾封email往來，終於讓兩人順利碰面，在雜誌送印前一天完成採訪。

關於年輕人的困境與機會，他們怎麼看？在蔣勳的畫室中，襯著當天八里微雲卻仍晴朗開闊的天空，聽聽他們怎麼說。

吳建衡（以下簡稱吳）：兩、三年前，我看到蔣勳老師寫的文章〈人需要出走〉，當時我正好在申請國外實習計劃，就把這句話放在自我介紹裡。這句話給我很大的勇氣和信心，因為台灣年輕人對這件事認識太少，透過這句話，讓我更相信自己所做是對的。

蔣勳（以下簡稱蔣）：我25歲去巴黎念書，飛機一起飛，我第一個衝動，是想把護照撕掉，不想再回來，這感覺現在年輕人不會有。那個年代台灣非常威權，青年穿著像軍人的制服、背誦教條，非常苦悶。

飛機轉了42個小時到巴黎，一到巴黎，我就去看艾菲爾鐵塔，用走的上去。我想起畢卡索19歲流浪到巴黎，他對著艾菲爾鐵塔說：「巴黎，我來了。」

我是1972～1976年在巴黎，那是嬉皮（Hippie）運動最風起雲湧的年代。台灣翻譯成「嬉皮」，其實有很大的偏見。Hippie是歐美中產階級的小孩，那是他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不願像寵物被豢養，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所以穿條破牛仔褲就出走了，覺得自己可以和上一代活的不一樣。

“去哪裡都可以”

學習欣賞意氣風發的年輕人

吳：我常在網路上鼓勵大家出國流浪，但最常碰到的回應之一，就是學貸都還不完了，哪有錢出去？

蔣：這是台灣教育造成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