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情？從Uber退出中國網路叫車市場，看共享經濟的法理糾結

中國政府對創新產業的管理進程，向來是「百花齊放、法規調研、政策制定、強力執行」的四部曲。前幾年上百個網路叫車APP出現時，先讓市場自己去廝殺淘汰，政府同步研究新產業的影響和各國因應之道，並開始制定法律。政策推出後即從嚴執法，這也是Uber眼見大勢已去的原因。

再看鄰近國家日本，根據日本「道路運送法」，Uber的營運模式也是違法。雖然Uber曾在福岡以「乘客免費，Uber補貼駕駛」打擦邊球，但馬上被日本國土交通省打槍。所以，在日本只有擁有職業駕照的計程車司機才能經營Uber。

直到今年6月，Uber總算被允許在京都的京丹後市一個只有5,560人的老人社區經營，因為這個社區早就沒有計程車，但公共交通極為不便，還是需要私人交通服務。

創新與法規是否註定要站在對立面？無法靠三言兩語就刀切豆腐兩面光。不過，有些網路世代意見領袖以兩套標準來處理全球化議題，恐怕亦失公允。

在全球化經濟衝擊與資源兩極化分配效應下，深具強烈被剝奪感的網路世代，針對在行的網路創新與創業，傾向全面贊成無國界的資本運用極大化，對非網路產業的全球化經營，則又強力抵制。能否以同一標準處理相關議題，是網路世代需要面對的課題，相反地，能否在創新與法規的衝突之間尋找平衡點，則有賴主事者的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