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最年輕得主蘇哲賢，從個人到社會的《進擊之路》

採訪當日，秋老虎發威，烈陽在《進擊之路》的電影海報上反射出耀眼的白光。海報裡，人權律師曾威凱、劉繼蔚、李宣毅和邱顯智四個平日穿梭街頭的身影，穿著黑底白邊的律師袍，以一種宣戰的姿態站得筆直，背後，一排與人等高的卷宗，沉默地等待關注，從關廠工人案到三一八學運，難解的、待解的、無解的抗爭與訴訟。這是蘇哲賢眼中人民與社會的關係，也是他心中，電影之於台灣的意義。

蘇哲賢就站在海報下，穿著襯衫、額頭出汗，他奮力打著手勢，不厭其煩地談電影理念，談社會價值，偶爾拱手或鞠躬，向每一個離開的觀眾道謝。這天是電信工會包場，蘇哲賢說自己每場都到，散場後就留下來和觀眾對話，「一定要這樣子，讓大家知道我們是認真的」。

問他最常和觀眾談什麼？他有點困窘，頓了一下，坦白地說：「觀眾會問：為什麼要拍這個？」

為什麼拍這個？這個問題，蘇哲賢想了六年。

2010年，27歲的蘇哲賢，以最年輕的導演之姿，奪得第47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理著平頭，準備入伍的他。在台上激動落淚，他緊緊握著獎盃，形容得獎的《街舞狂潮》是一部屬於夢想的紀錄片。《街舞狂潮》聚焦台灣街舞文化，是蘇哲賢的畢業製作，如今回顧，那座獎盃，在狂喜沉澱後，甸得彷彿是一種使命，「我知道自此以後，我有責任為電影奉獻所有，」蘇哲賢堅定地說。

退伍後，他飛到北京，想拍搖滾樂，拍來拍去總覺得「不對勁」。每天起床，他反覆問自己：電影是什麼？思想應該如何化為電影？

他在追尋中掙扎，一回頭，台灣已經掀起了革命的風雨。大埔案、關廠工人臥軌、文林苑強拆……，人心紛亂的時刻，一只丟出的鞋，在蘇哲賢心中打下一計響雷。2013年，一個單親媽媽抱著孩子，向前任總統馬英九丟鞋挨告，看見律師曾威凱無償挺身，他在飛機上迅速寫下：「我們應該關注人權律師」並傳訊給製片。幾天後他與曾威凱見面，決意將鏡頭轉回台灣。

六年後，他交出了第二部作品《進擊之路》，這部片，談的一樣是夢想。卻不再是專屬青春的狂熱，片長加長，鏡頭卻少了，視角更加冷靜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