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最年輕得主蘇哲賢，從個人到社會的《進擊之路》

蘇哲賢說，走在這條進擊之路，自己真正想做的，是喚醒社會共同的夢想：起身實現公理與正義。

鏡頭數從《街舞狂潮》的一千多個，銳減到三百，整部片幾乎都是「平視」，站得很遠，將事件濃縮成符號。

初開拍，年近尾聲，關廠工人請律師們吃尾牙，地點在樹林一間窄矮的傳統小吃店。「工人們沒什麼錢，人情還是很飽滿，看了真的會流淚，」蘇哲賢感慨地說。

這樣的觸動人心的畫面，大可以拉近特寫，讓情緒的張力拉到最飽滿，但蘇哲賢選擇遠遠地紀錄：「讓觀眾萌生同情，就只是消費弱勢，但我要的是觀看者問自己『我怎麼還坐在這裡』？」

這也說明了蘇哲賢為甚麼選擇以人權律師的角度回應社會：「其實，人權律師和一般人沒甚麼不同，他們今天可以為正義挺身，群眾一定也有力量行動！」蘇哲賢有力地說。他形容，這是一部「散文形式」的紀錄片，一天只拍七到九個鏡頭，有時一整天下來，一個可用的素材也沒有。

電影裡，一段洪仲丘母親的獨白，談到渴望真相和捨不得兒子被解剖的兩難，說著說著就紅了眼眶，「那個當下，我立刻叫團隊不要拍了，我很清楚我要的不是眼淚。」冷靜克制的鏡頭，刻意的留白，搭配大量的訪談，在社會拉扯的劇痛中，拉出一段理性沉著的距離，供觀眾思索：面對這些真實，我應該怎麼做？

「保有凝視現實的當代性，才能讓作品鏗鏘有力，」蘇哲賢形容拍電影的過程宛如薛西佛斯「推石上山」－－

簡直「苦死了」，但「非做不可」。

他以李安的新作品《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對比，將電影分成兩大類型，一是尋找幻象中刺激的極限，二是回歸社會，回應時代。

「我關注的，都不是『偉大』。在我心中，電影要做的，只是比觀眾多走半步，」他說。

不拍磅礡動人的史詩，不拍令人景仰的巨擘，33歲的蘇哲賢面向社會，直視真理的縫隙，試圖為觀眾開出一條進擊之路。採訪最後，再次問蘇哲賢，現場究竟怎麼回應觀眾「幹嘛拍這個？」的疑惑。

他沉著地說：「我告訴他們，就是拍給你看的。」

【金馬５３．電影人的翻轉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