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師罷工，就從勞動法角度談起

其次，則是與人民重要生活利益息息相關的某些產業，學理上稱之為「部門之罷工限制」（sektorale Streikbeschränkungen），典型如醫療、能源、自來水、天然氣、垃圾收運、郵政電信、學校、金融機構，當然：交通運輸。

在此，制度重點不在於「禁止」，而在最低程度的供應，進步國家沒有人加以全面禁止，所以說，傷腦筋的是，應如何加以適當的規範。

套用憲法語言：在實施罷工權將無可避免的影響第三人之時，如果確實屬於「生存／生活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利益」──這是核心前提，則仍須站在實踐相容性的角度，求取兩者的平衡，讓勞工的罷工權一味退讓，不是法秩序的正當回應。

拉一句理論上常見的敘述文句：就人民的生存照管來說，只有對公眾屬於基本的、生存上重要的、無法拋棄的或難以想像其不存在的給付，方有可能構成罷工的界限，但重點不在個人主觀的偏好，例如德國聯邦行政法院在一則判決中提到的「毫無顧忌的停飛造成壅塞難耐的機場瘋人院」。

理論上公認：對於罷工權的限制，公共利益、第三人利益，抑或涉及之商品與服務的社會機能，都不能作為一個普遍的、法律上可供操作的界限與標準。

請別誤會，這裡說的不是罷工當得為所欲為，而是要提醒，不能斷以公益、第三人利益等為由，一味逼使罷工權退讓，就算你感情反應如此，它也不會是、不能是法律制度的回答。

消費者對此一定程度的「容忍義務」，堪稱各國看待此問題的共識，桃園地方法院在一則裁定中說到：「衡以現今全球空、海航路之發達，亦可選擇以轉機或搭乘其他交通工具為之，雖不免造成某程度之不便利性，惟此乃立法者賦予罷工權行使之必然結果，民眾即有容忍之義務」，不也如此？

歐洲諺語：立法者一個動作，整個圖書館的書淪為廢紙；就讓我們來看，台灣的立法者在2011年究竟做了什麼決定。在《勞資爭議處理法》的必要服務條款約定限制之中，我們沒有看到包括飛航在內的交通運輸，也就是說，立法者並不認為交通運輸「必須提供公眾必要服務、方得罷工」。

道理很簡單：它既不具備獨佔性、又難言是人民生活生存上的重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