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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台灣是亞洲性別最平權的國度,但身處台灣職場,女性所面對的生育懲罰卻相當血淋淋。在這片看似平等的工作場域中,Working Mom(職業媽媽)的挑戰依舊重重。

在台灣職場,對於職場媽媽的性別刻板框架從未消除。

「我曾聽說有男醫師不願意替懷孕的女同事代夜班,甚至還集體討論怎麼改變題目讓女生考不進來!」台大法務處執行長陳琬渝分享她近9年的律師生涯,揭示了這個不容忽視的職場黑暗面。

身為勞資攻防的一員,陳琬渝也深受這股職場歧視之苦。「有一次我去面試一家律師事務所,對方問我:『妳打算生小孩嗎?』」她還未來得及回答,對方竟然脫口而出:「要不要換妳老公來面試?」她嘆出的那口氣意味深長。

根據Cheers快樂工作人《2024台灣企業員工福祉大健檢》調查,有過半(55.9%)的企業曾發生「生育不友善」事件。生育對工作的影響導致近3成的女性為兼顧育兒離開職場(27.2%);其次是不敢請育嬰假、 擔心造成同仁困擾(26.5%);第3則是育嬰假結束後,原有工作被取代(21.6%),以及為照顧育兒影響升遷(21.6%)。

在「2024 SDGs與女力國際論壇」上,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身心障礙者及特定對象就業組科長黃靜宜指出,與其他國家不同,台灣女性的職場復職率呈現單峰現象,幾乎在55歲後女性就難以重返職場。

這一群人,為何成為台灣勞動拼圖上失落的一塊?

貪婪工作,拉大男女職涯差距

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佛大學教授克勞蒂亞・戈丁(Claudia Goldin)給出解答。她的研究顯示,即便夫妻雙方學歷相當,但在育兒後,特別是在孩子出生1至2年後,女性往往會選擇退出職場或是改變工作期待,這導致了長期以來男女之間的薪資差距愈來愈大。

政府最新統計,台灣男女平均時薪差距14.7%,換算下來,女性得多工作54天才能跟男性領相同的年薪;升遷也有同樣狀況,金融業約有6成女性工作人,但最後升到高階主管僅剩3成。

因為生育所導致的薪酬不平等,其實與雇主息息相關。正如戈丁所指出的「貪婪工作」一詞,當一方需要隨時待命,另一方就更難回到職場。

「生育懲罰無所不在,」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洪惠芬引用了文化大學社會系副教授許碧純的研究結果,點出育兒對台灣女性薪資的懲罰率是生1名少4%、生2名少10%、生3名更高達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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