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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院雲林分院院長馬惠明,當年選擇不被看好的急診領域,成為台灣急診醫學的開創者與公共醫療制度的設計師,被譽為「AED之父」,並於2021年獲台灣醫療典範獎。對他而言,醫療管理不只是專業,更是持續為社會注入希望的修煉。

答:我是「沒有病人的醫生」。醫生理論上是要救人的,我不是靠一個一個病人自己看、診治或手術,我希望做一個用制度救人的醫生。我打造一個制度,這個制度一天24小時、一年365天就像超級特攻隊,在你需要、有緊急狀況的時候就會出現,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在《天下雜誌》城市治理獎大評審會上,一位同仁突然暈倒,我看到台北的救護員做了非常專業的事。

很多醫生在現場會強力介入,我很安靜地作一個旁觀者,看救護員做什麼事。他們非常有條不紊,一絲不苟,把該做的事情做完,我覺得非常有成就感。遇到緊急狀況,我們要存活,靠的不是運氣,靠的是設計。打造出這樣子的服務系統,很高興我就是幕後設計師,在幕後默默看著這個東西正在你的前面展開。

問:很多人升任 CEO,是因為專業出色,然後才開始學管理。管理是「設計」與「建立」機制、讓人才被複製,系統能自動運轉,很多人是很忽略這樣的能力。您從台大醫學院畢業後,選擇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念醫療政策與管理博士,這是否與您後來建立台灣的醫療救護系統、推動AED制度有關?

答:這確實是我想做的事。25到30歲間,我為了幾個重大抉擇輾轉反側。第一個是要不要從內科轉到急診。當時這是很大的新聞——一個內科名列前茅的住院醫師,為什麼要去大家都不想去的地方?第二個是要不要出國念書。那時我考上教育部公費留學,要選一個博士學位。我猶豫的是,要不要做實驗室研究——那些關於生物、小老鼠、分子醫學的研究——還是完全投入公共政策領域。最後我選擇了醫療政策,學習如何設計、分析與建立緊急醫療救護系統。

我從小就喜歡思考問題、找人一起把事情做出來。當時台灣的急診正面臨巨大挑戰,緊急救護也幾乎沒有系統。若要幫助更多人,就得從制度設計下手。這與我從小到大喜歡做的事情很類似,因此我選擇了醫療政策,而非一般人走的臨床或基礎醫學。

醫師上救護車,存活率大幅提升

問:可以請您談談 1998年推動AED制度的故事嗎?這套緊急醫療系統造福無數人,讓病患在送進急診室之前,就有機會被救回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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