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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以為努力足以改變命運,直到在雲林病房看見人生起跑線的差距;他曾以為軍艦奪走自由,卻在海上打開了視野;他曾以為有人能一路帶路,卻在靠山病倒時被迫接棒。三個壞消息,把均一教育平台執行長呂冠緯推離醫師路,也推向一場更大的教育使命。

那一刻,我才明白,我的努力是真的,但我更為領先的起跑線,也是真的。我開始理解,原先我崇尚的努力論,其實是建立在許多我無法控制的前提上:原生家庭的支持、學校的品質、居住地的資源,甚至生理、心理的條件。

原來,我這麼幸運。原來,我這麼好命。

這個發現對當時的我來說,是一個天大的壞消息,因為我的信念體系幾乎瓦解,我的自我價值也開始動搖。我很不舒服,也很不安。

在那段時間,幫助我重新找到目的與意義的人,剛好就是陽明醫學系的知名校友,連加恩醫師。當時,我把他的書帶在身邊翻閱。書裡有一句話深深打動我:「好命的孩子,要比別人付出更多,這樣好命才有意思。」(延伸閱讀|從西非義診到投身AI醫療,這位CEO懷抱信仰、開創獨一無二的職涯:「別讓KPI定義你的人生!」

也因此,好命不是優越感的來源,而是責任感的起點。在人生的重要決策裡,我的優先順序開始改變。我不再只是被怕輸、或必須贏所驅動,反而開啟了後來許多我從未想像的可能。

包含在醫學院畢業前,我開始免費錄製YouTube教學影片。那只是一個很微小的願望,希望能幫助更多像那個小女孩一樣,沒有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的孩子。這是我成年後第一個重要的壞消息。那一年,我24歲。

第二個壞消息:自由受限了

大學畢業、考過醫師執照之後,我很快需要入伍服役。當時的醫官們會先在桃園受訓,然後再抽籤分發下部隊。坦白說,那時候大部分的人,都想抽到國防部這個上上籤。我最不想去的,就是任務很多、生活辛苦的第一線部隊。

因為我是一個基督徒,面對這種機率性、無法操之在我的事情,我的大絕招就是禱告。我跟上帝禱告說:差遣我到一個能服務高階軍官,又可以常常回到台北教會的單位。

我心裡還覺得,這個禱告非常高尚,既愛台灣又不為私利。上帝應該要成全我,讓我抽到國防部。結果抽籤那一天,我抽到的是海軍班超軍艦醫官。

當我還在發傻的時候,所有同學大聲歡呼,因為我把大獎抽走了。班超軍艦是一級艦艇,是整天在台灣海峽巡邏、綽號「海上計程車」的成功級軍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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