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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股價暴跌8成到3800億美元帝國,共同創辦人海斯汀(Reed Hastings)6月卸任Netflix董事,正式告別創辦人時代。他不避諱談論曾對家人說謊、婚姻瀕臨破碎。谷底翻身的關鍵,是先誠實面對自己,再用行動挽回一切。

Netflix共同創辦人海斯汀(Reed Hastings)在6月卸下董事職務,意味著這家全球串流巨頭正式告別創辦人時代。

1997年成立Netflix以來,海斯汀帶領這家公司從DVD郵寄租賃起家,轉型為坐擁3.25億訂閱戶的媒體霸主,徹底重塑人們的觀影行為與影視商業邏輯。

他怎麼做到的?他認為,Netflix的成功建立在一個看似簡單的原則上:精準鎖定一個規模龐大的商業模式並長期堅持。

海斯汀在矽谷崇尚日夜工作的文化中,打造出市值逾3800億美元的公司,更被譽為「21世紀卓越企業家」與「數位生活定義者」。

但海斯汀的傳奇之路卻非一帆風順。他從不避諱談論那些灰暗時刻:曾因個人決策失誤導致股價暴跌近8成,婚姻也一度瀕臨破碎。一切的重整與回歸,全賴他深刻的自我剖析與反思。

本文整理海斯汀近期的專訪,拆解Netflix成功背後的簡單邏輯,以及他如何挽救事業與家庭的危機:


偉大的公司通常有非常簡單的模式。維持一個核心產品,或兩個高度相關的產品,然後堅持不斷做大,做到一年500億美元收入的規模。

Netflix也是同樣的想法。從創立第一天起,串流就是我的目標,我深信網路總有一天會變得更快、更便宜;DVD郵寄只是轉向串流的過渡策略。這也是為什麼公司取名為Netflix,即「網際網路電影」。

做爆紅內容要先賭對「人」

我們始終只有一個產品:訂閱娛樂。

娛樂市場極其龐大,幾乎每個人都會看電視。我會說,關鍵在於找到簡單而規模龐大的商業模型。如果模型成功,你就能在既有核心變現引擎上持續擴張,而不是同時去做院線電影,或其他完全不同的業務,只為了增加收入來源。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盡可能擴大市佔率。即使到今天,Netflix在美國電視觀看時間中也只佔約10%,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為了讓Netflix訂閱更有價值,我們必須持續提升產品品質,不斷推出爆紅作品。在內容投資上,我們的做法很像風險投資,把預算分散投向不同作品,希望能誕生下一個《K-pop獵魔女團》,等待少數成功的作品帶來極大回報。

但回到每一部作品,預算與取捨仍然要靠直覺與判斷力。

我們提拔屢屢做出正確判斷的人才,他需要具備「好品味」,還要能判斷創作者是否可靠、製作是否能順利完成。內容決策就是先選對人,再決定每個內容領域要投入多少預算。

選對人這件事也適用於董事會。他們是公司的重要保險機制,必須及時介入危機,甚至更換執行長。

為了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判斷,董事必須了解公司的利潤來源、商業模式,以及面臨的問題。做對了判斷,公司就會騰飛,就像微軟董事會選擇納德拉成為執行長。

在Netflix董事會文化裡,有一個概念叫做「極端注意義務」(extreme duty of care)。我們會邀請董事參加管理層會議,讓他們直接觀察公司如何運作。在董事面試時,我會問候選人是否經歷過商業危機,以及當時如何處理。因為如果未來真的出現危機,我們希望董事能做出明智判斷。

相比之下,董事需要明白,董事會通常每季只開一天會議,一年參與時間有限,很難真正提供營運建議。公司如果需要專業意見,聘請沒有利益衝突、能全職投入的顧問往往更有效。

「打分數」讓高層說真話

當公司真的出現危機,領導者必須即時發現與修補。我在Netflix最大的失誤是2011年快思特(Qwikster)事件。

當時我確信必須全面轉向串流,因此決定把DVD業務拆分成獨立公司快思特,讓Netflix專注於串流。但多數用戶仍主要使用DVD,他們不接受這個改變,結果出現大量退訂,股價也暴跌近8成。

事後我才發現,其實很多高階主管都覺得這個決策有問題,只是心想:「海斯汀過去做對了很多次,也許是我錯了。」於是大家都把疑慮壓了下來。

我學習到,如果大家知道自己不是唯一有疑慮的人,就更容易把反對意見說出來。我們後來建立新的決策流程,要求高層必須對重大決策打分,從正十分到負十分,並在共享文件寫下理由,讓所有人都能看見彼此想法。

決策就像開船。領導者必須保持獨立思考,但也要知道其他人在想什麼。儘管船長最後還是要自己決定航向,但他必須在資訊充分的情況下做出判斷。

若及早有這樣的制度,我就會發現,這些優秀的人才其實對我的決策感到不安。即使我仍然認為目前方向是對的,也會選擇放慢速度。

家庭擺第一,不如真的回家

我和太太結婚35年,有2個孩子。1990年代中期,我的事業非常成功,但也為家庭帶來危機。那段時間,我們找來一位婚姻諮商師修補關係,他讓我意識到自己在「說謊」。

我總說「家庭擺第一」,但如果晚上6點和家人約好吃飯,公司卻出了問題,我仍會留下來處理工作。我的言行不一讓妻子感到失望。

後來我做了兩個改變。

第一,我對自己更誠實,承認家庭和工作同樣重要,而人生是在兩者之間尋找平衡。

第二,我開始在行為上做出改變,更常回家,也允許自己在工作上偶爾讓人失望。

這些經驗也成為我常和員工分享的維持婚姻建議。第一,配偶打電話來,不管在做什麼都要接,即使在開會也是,讓對方知道你隨時可以聯繫。第二,設定「外出工作的預算」,例如每個月多少天晚上不在家,並且要嚴格遵守。

現在我退休了,相信我們有更多時間一起相處,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


(本文授權轉載自《天下雜誌》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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