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來，我們的變與不變

革命之花

從野百合到太陽花

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堪稱學運世代的濫觴。在此之前，校園裡雖有幾波對國事發聲的學生運動，如1970年的保釣運動、1971年的杜鵑花學運、1979年的大學法請願，但論影響力與後座力，仍以推動終結萬年國會的野百合學運為最，也成為世代的象徵。

野百合之後，偶有如1997年菅芒花學運、2004年孤挺花學運，卻因組織衝突、議題發散等因素而後繼無力。

直到2008年，因陳雲林事件而起的野草莓學運，以抗議「行政濫權、侵犯人權、集遊法違憲」訴求，重新號召數千名年輕人走上街頭，並引發各地學生靜坐活動。為期約一個多月的野草莓學運退場後，參與學生回到校園組織新社團，或走到各社運現場做第一線觀察、反思、行動。在歷經反國光石化、反大埔徵收、反媒體壟斷、白衫軍等多場運動後，終在2014年的反黑箱服貿運動中，怒放出撼動全台灣社會的太陽花。

啟蒙之書

由外向內遍地燃燒

1950年代起，陸續有多本黨外雜誌扮演政治、社會思想的啟蒙角色，如《自由中國》、《文星》、《台灣政論》、《八十年代》、《美麗島》等，但因戒嚴時期政府管制，宛如暗流洶湧。

1984年，龍應台在《中國時報》副刊上投稿〈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等文，一年後集結成《野火集》出版，批判當時台灣社會環境、道德、人權等種種問題，鼓勵人民要「生氣」，表達憤怒，立即引發強烈共鳴。當時《中國時報》副總編輯楊澤指出：「21天內再版24次，盛況空前，讀者反應熱烈，遍及各階層，尤其對學運世代前後的五年級有深刻影響，據說後來儼然成了人手一本的學運指南或社運手冊，幾乎每個家庭都可以找到那麼一本。」

不過，面對當時高壓的政治環境，龍應台後來也自承，運用了「策略寫作」來選擇所批判的議題。

時間來到2014年，在風起雲湧的幾波公民運動後，〈2014年博客來報告〉指出人文社科書籍的銷售較前一年成長2成，購買人數成長15％，其中近4成讀者介於30~39歲，更有超過3成在30歲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