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變幸福，先了解自己！

對薩賓的問題來說，更誠懇的回答應該不那麼浮誇，而更複雜而有趣。我當時應該把我所知道自童年時期起屬於我的人格特質都描述出來：內向、好奇，容易親近；我也可以從我跟他人以及與世界相關的角色來描述自我：一個心理學系的學生、一個熱情的鋼琴演奏者，以及一個仍走不出謀殺案傷痛的甘迺迪支持者。

但在教授的辦公室門口，那未免太過喋喋不休。此外，即便如此叨叨絮絮，也無法完整拼湊出精準的圖像。因為在我人生中的那千鈞一刻，我正因為發生在周圍的獨特政治事件，因而經歷了一場徹頭徹尾的改變，這我稍後會提到。

但先來點前情提要：那個時代的心理學，仍陷在就塑造我們的人格而言，究竟是生物力量抑或社會力量，何者更強大、更重要的拉鋸戰中，當時我們稱之為先天與後天爭論（nature-nurture debate）。

「薩賓教授，我，基本上是，我的腦袋。」我可以這麼說，把我自己列為擁護天性的信徒，或向生物決定論看齊。確實，有機會去探索生物行為基礎，是我當初選擇就讀柏克萊的首要原因。

在進研究所之前，我在一間神經心理學實驗室擔任研究助理，而當我申請研究所時，我堅信主要是基因與神經心理學塑造了我們的性格，我稱之為生物成因的影響。我相信大腦研究會是了解我們究竟是誰的最佳路徑。

或者，我也可以向鼓吹教養至上的陣營宣示忠誠。我是來自加拿大西岸、瘦成皮包骨的矮小男孩，父親是異想天開的愛爾蘭人，母親是呵護備至的英國人，在一個異想天開又呵護備至的環境被養育長大。這些社會造成的影響，正符合薩賓對於何者塑造我們的行為所抱持的觀點：他將個人視為社會與文化力量的產物，而社會與文化力量為如何生活提供了符碼、角色與腳本。

當時，在先天與後天爭論之際，還意外發展出一股新的流派。由柏克萊的心理學家及解剖學家組成的跨學科團隊證明，藉由讓齧齒類動物的外在生活環境變得豐富，他們可以直接改變動物的大腦及生化結構。